溶解·一种以场域构造为核心的创新空间模式丨中国昆明丨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规四所

导 读

创新街区研究与实践近年来已成为学界业界的关注热点。本文在简要梳理归纳既有理论的基础上，聚焦创新街区的新型空间模式探索，提出适用于中微观尺度的“溶解”模式及其“等价并置、异质混合”的设计方法，通过价值结构、操作策略、基础设施、景观基质和空间机制五个方面，深入阐释其构造机理与应用，旨在营造开放自由的交流场域和创新环境，深度催生创新的可能性。最后结合西安昆明池片区起步区城市设计的在地实践，进一步阐释溶解模式的操作逻辑，以期拓展建筑学与城市设计学科的认知视野和知识体系，为同类研究与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发表期刊：《新建筑》杂志 2022 年第 2 期

原文标题：《溶解——一种以场域构造为核心的创新空间模式》

作者：杨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详规四所 主任工程师

一、引言

在创新驱动成为时代需求和基本国策的新形势下，各种类型与尺度的创新空间层出不穷；从联合办公的共享空间到独立的文创或科技园区、再到创新城市战略（如《伦敦全民文化》①政策的推行）直至区域及全球创新网络的构建，无不彰显着城市转型升维的雄心和渴望，也是推动高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因此，研究创新活动的生发规律与特点、发掘创新空间的内在组构逻辑并加以改良，以增强创新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就尤为必要。

本文结合案例分析，聚焦创新街区的新型空间模式探索，即基于对既有理论的梳理和归纳，尝试进一步提出适用于中微观尺度的“溶解”模式及其“等价并置、异质混合”的设计方法，以此营造开放自由的交流场域和创新环境，为同类研究与实践提供经验借鉴。

二、理论背景

2.1 城市创新区

美国知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于 2014 年发布《创新区的兴起：美国创新的新地理》报告，提出了“城市创新区（Innovation district）”理念，为信息社会的创新企业、创新行为和创新空间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此后，这一概念获得广泛关注，美国多地相继开展了城市创新区的系统研究与规划设计，也成为近年来具有国际共识的学术热点。

城市创新区的外延涵盖相对宽泛且区内往往既有行业领先的大型企业和科研机构，又有小微初创公司、共享办公和孵化平台——布鲁斯·卡兹在该报告中将城市创新区分为三种类型：主力机构辐射型、都市区域再造型和科技园都市化型[1]，其尺度、内容及形态多样——但核心都是“再城市化”，形成以创新为价值导向、业态构成复合、服务交通便捷、公共空间充足、易于步行的城市环境，使产城高度融合而互促共生。美国硅谷、纽约曼哈顿下城区、波士顿南部滨海区、西雅图南湖联合区、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区、荷兰埃因霍温高科技园区、德国慕尼黑科学园区、澳大利亚悉尼麦考瑞公园创新区、日本东京都的都心部地区、北京中关村西区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等，都属于世界上较为成熟的城市创新区。

2.2 创新街区

“创新街区”兴起于西班牙，它将创新企业的区位选择与大都市的内城复兴联系在一起，已成为全球创新创业空间发展的重要趋势，是城市创新区的主导模式之一。笔者赞同学者邓智团对于创新街区的概念界定：在小尺度城市化区域中，创新人才大量集聚、现代化基础设施完备、功能混合多元、以创新功能为导向的无明显固定边界的城市街区[2]，即突出其小尺度、高密度集聚创新创业企业、街区化形态及生活环境的特质，以区别于其它创新空间类型。

创新街区在国外不乏成功实践，如纽约硅巷、剑桥市肯戴尔广场、伦敦硅环、国王十字车站、巴塞罗那 22@街区、苏黎世西区老工业改造区等；国内如上海杨浦区创智天地、北京西城区杨梅竹斜街、深圳南山高新区南区等，其理论与实践目前仍相对较少，尚未完全将创新街区视作一种独特的城市经营模式和新经济空间，故未来的研究潜力巨大。

同时，创新街区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社区化倾向，即办公空间与生活空间进一步融合，依托社区（尤其是老城区）完善的服务条件、优惠政策和浓郁的生活情境吸引创意人群——真实具体的生活世界向来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生发的底层土壤，如建筑师刘家琨很早就把事务所置于成都玉林社区的住宅楼里，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贴近生活、让设计灵感从日常经验和民间智慧中生长出来——继而形成创新社区。

从操作角度来说，一种方式是鼓励和支持社区居民就近创业，如伦敦的布里克斯顿（Brixton）地区，据 2018 年朗伯斯（Lambeth）自治市的政府调查报告显示，该区 75%的初创企业都来自当地社区。另一种方式是在地产开发项目中植入一定比例的文创科创产业，使之带动社区整体的创新活力。如伦敦格林尼治半岛（Greenwich Peninsula）更新项目，政府和运营商为了吸引艺术家、设计师、媒体人等创意工作者而特意在社区中心打造了一个全步行“设计区”，16 栋形式各异的多层建筑中容纳了包括艺术、工艺、音乐、饮食和数字技术等行业在内的创新空间，各色企业充分混合、碰撞思想、激荡氛围。

2.3 第三空间

“第三空间”概念最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雷·欧登伯格提出，指的是介于第一空间的家庭（住宅）和第二空间的办公室之间的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公共交流空间，如咖啡馆、书店、展厅、联合办公以及广场、街道、邻里公园等零售空间与开放空间[3]。

交流激发创新。《创意阶层的崛起》一书中指出，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交流沟通的途径和方式虽然更加多样且更不受空间距离的限制，但科技创新却越来越依赖于面对面交流所带来的知识传递与信息交换的有效性[4]，这就要求创新活动有足够的空间聚集度和社交密度。

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也根据联系频率、情感程度和互惠程度，将社会关系分为强关系与弱关系两种：前者依靠相同行业或相似领域的专业交流，后者则多为跨界交流，二者都是开放式创新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1]。特别是看似偶然的弱关系和非正式交流，已使得越来越多的创新发生在不相关产业的边界上。

因此，第三空间被认为是成功培育和运营创新街区的重要催化剂。

上述三种创新空间虽规模不一却相辅相成，尤其是中观尺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较强的创新街区，愈发成为业界学界的关注焦点和城市设计的新类型。而空间模式是建构空间形态的内在机理，相较于形式美学，对于当代城市设计的学科进阶更为重要。

“溶解”模式立足于创新街区建设，通过消解人为预设的等级和分区，将功能与空间打散碎化而回归至个体层面后再混合重组，在充分释放个体创造力的同时使个体间的交流密度与效率最大化，进而催生创新的可能性。

它包含五个方面的设计要点。

三、“溶解”模式

3.1 去中心化的价值结构

溶解模式的根基是价值结构的去中心化——如同火锅，花花绿绿的各色食材融于一锅，细碎杂糅却自成体系、不分贵贱而生动鲜活；这一源自市井文化的无等级秩序，暗示着对每一种“存在”价值本身的尊重与包容，所有价值都完全平等且能在统一的浸裹中各自彰显本味、甚至互补互成——或者说，溶解的前提是等价，具有平等性、个体性和复杂性三重涵义。

首先，对于交流而言，平等性至关重要。消除先在的不平等偏见和局限、弱化自上而下的层级性控制及其对可能性的遮蔽，反而会激发更自在也更多义的联结关系与社交活力，提升创新能级。这种看似反人力的分布式结构中蕴涵着“反者道之动”的传统智慧。

其次，去等级和扁平化促成了个体性的崛起；尤其在当代社会，个体意识与个体价值得到普遍彰显，更需要打破中心化秩序造成的不必要束缚而重启新的行动自由。况且，每个人在社会学意义上都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带有自身社会关系与资源网络的终端，回归个体自由意味着个体的异质性及个体终端交互链接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将呈指数级增加。高度的社会连接成就高效的创新环境，对最小单位的赋能激活最大可能的化合，同时重塑着整体——这是任何创新文化的底层源代码。

由此，溶解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开启出“等价并置、异质混合”的原型图式（图 1），作为创新场域的基础构造，并经由绵密连接的内在组织结构和的操作策略，发展出更精微也更复合的系统与类型。

图 1：溶解模式的原型图式

3.2 异形同构的操作策略

溶解模式的操作策略与手法多样，其两极形态可概括成分布式个体和大一统巨构。前者为独立个体等价并置所形成的离散群落，在 SANAA 与藤本壮介的建筑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图 2）；个体间相对松散的无等级组织逻辑和无特定路径预设的流动状态，引生出某种网络化、沉浸式的“弱关系”②，看似随机偶然，实则提供了最多义交织的联结可能，并强调身体感知与行为的即时性——最简单的个体聚合成最复杂的整体。

图 2：无等级空间组织的建筑肌理案例

扩展至城市尺度，格林尼治半岛创新街区和新近落成的嘉定“微型街区”创业园（图 3）亦属此类。

图 3：嘉定“微型街区”创业园实景

后者如 Facebook 硅谷总部（图 4），在近 4 万平米的超大空间中，取消了惯常的隔间区划，2800 名员工仅凭借灵活可移动的家具和设施柔性配置办公空间，可随时根据工作需要快速地自由组合或打散，将分布式单元和开放式办公的高密度交流效能发挥到了极致；其屋顶花园上也设置了多样化的非正式交流场所。

图 4：Facebook 硅谷总部模型与实景

无独有偶，张永和在中国美院良渚校区中也采用了相同的模式，即底层满铺水平“绵延的工坊”，为师生的自由交流和思想碰撞建立空间条件，以打破学科分野、探索更能扩展创造力和自主学习的教育模式。这两极化操作之间仍有巨大的探索空间，能产生多变的策略和丰富的形态，从而创造出全新的交往体验。

不难发现，溶解模式的操作策略强调用系统生成的过程取代形式表现的结果、关注形态机理甚于形象或构图，因而展现出过程性与框架性的鲜明特征；同时也暗合了当代艺术与建筑领域的“不定形”（Formless）倾向——表现为偏爱多数、混合物，讲究包容而非排斥，欣赏未完成超过了完整，追求模棱两可而非清晰，也就是对形式的关注从可组合的类型学原则转向将形式看作为可操作的基质[5]——在这里，形态只是内在组织结构的外在表征和自然产物，使得建筑完成了从视觉对象向发生场域的根本性转变，重在机理构造而避免再度陷入风格化表象，并可吸收外界因素和能量参与设计演化的过程，进一步强化了溶解模式的形式生成能力。因此，溶解模式使物质空间更多地作为背景和可使用资源而存在，并赋予其基础设施化的潜力与效应。

3.3 无体之用的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这一最具“城市性”的物质实践载体，已不再局限于常规的“灰色基础设施”（道路与市政），而是拓展并强化其基础性社会服务和公共产品的职能内涵，如热议已久的绿色基础设施、景观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等；换言之，基础设施本身就是最广域的公共空间[6]。

国际上，卡奇斯·瓦尼里斯、雷姆·库哈斯、斯坦·艾伦等人相继提出、践行和发展着“基础设施建筑学”理论[7]；最典型的实例当属仙台媒体中心。它被抽象成水平的层、垂直的筒、透明的表皮三要素的建筑空间，通过设计和控制某种系统与支撑体系而呈现出基础设施特征，承纳着丰富流变的社会生活，以无体之用的不变“框架”应对未来需求的不确定性，是对柯布西耶“多米诺体系”的精彩演绎。这种还原论方法揭示出通用空间的巨大价值和未来趋势，其物质性的退隐将空间中的人文交流活动推向主角，生发公共领域的事件与活力成了建筑基础设施的首要目的。正如斯坦·艾伦所言：“形式能做什么比它看起来像什么更重要”[8]，溶解模式构造的创新基础设施，既是对传统建筑的视觉性及形式符码意义的终极消解，也是对当下越来越图像化、布景化的无深度城市的批判性空间干预——它指引出一种“去形式化的城市设计”的崭新可能，因其对关系性的凸显加强和水平连续的基质性征而得以借由景观要素引导、策动都市能量的流通，重建人工地表与生态。

3.4 毯式生成的景观基质

如前所述，溶解模式的基础设施潜质使之更重视结构化形态的内在关联及其编织的整体，呈现高度流动的液态特征，能够包容差异性且具有生产能力——相当于景观生态结构中的“基质”③——也就是说，溶解模式在形态层面更趋向于成为一种景观基质、一种延展的场；个体在其中充分彰显独立性的同时，又因彼此价值的平等、数量众多和复杂连接的混合状态而涌现出高于个体的匿名的集体性，这符合生物种群聚集演进的共同规律。

此外，其差异性重复的构成机理允许绵延的生长与变化，如同毯式建筑，使基质在消解形式的同时却促发了新形式的产生，而基质的多孔性实现了包容与转换的异质空间[5]；简言之，景观基质中蕴藏着形式基因。所以，基质重塑就成了溶解模式的关键环节，不同的操作策略和塑造手法（如拓扑几何学的各种变异分形）将生成不同的肌理形态。

这是一种“用景观模式建立都市效应”的设计方法，被斯坦·艾伦称为“扩展领域的地形学”，亦即景观都市主义中经常提及的“地表”概念——一种包含景观、建筑及各种构筑物的整合的空间形式[9]，一种城市地景。那么，景观基质的形式生成能力与可操作性为建筑、景观和城市的深度融合与一体化设计奠定了学理基础，更建立起一种历时性的过程模型，有助于从机制层面完成对创新环境的管理和培育。

3.5 开放混合的空间机制

除了空间形制与组构原理上的“溶解”，高质量的创新环境离不开与空间适配的机制保障，即通过制定引流与连接规则，更人性化和理性化地（再）分配空间资源，滋育并维系生活化的创新氛围，进而转化为引领创新空间发展的公共政策；主要包括开放机制与混合机制。

开放机制旨在推动全域“公共性”的最大化，包含多级策略：首先，完全开放和活化城市优质资源（如滨水空间、文化空间等），这是一座城市不可商业化的底线所在；其次，营建开放街区并重塑支路，打通园区社区的内部路径、底层设置公共服务功能与景观，激活城市界面，如北京当代 MOMA、杭州天目里等开放街区，收效甚佳；再次，对于准入制专属地块，要求调整或置换局部近地空间用于对外展示和交流，增加楼座间的联动性与共享面；此外，向市民开放重要区域公共建筑的首层空间和屋顶空间（如中庭大厅、企业展示空间、多功能厅、空中花园等），将私属空间的门禁内移至电梯间……以此取得公私权属的量级平衡，在规范资本行为、鼓励空间正义的同时，形成连续无界的公共空间基底，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平等的创造机会，落实“开放式创新”理念。

在开放共享的基础上继续溶解功能，容纳并加密异质性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关系的关联度与混合度，包括产业服务与生活服务的各类功能和业态；因为扁平化的等价结构必然要求在地块乃至建筑层面混合配置公共资源，形成工作生活一体化的混合街区。

譬如将办公空间划分为面积和租金各异且租用方式灵活的混搭产品，促使不同规模、门类和发展阶段的企业相互混合，有利于打通行业间的多孔边界以促生创意；特别是明确企业准入制度，引导最具创新活力的小微创业企业聚集混编（波士顿滨海创新区就规定 15%的办公空间必须专门用于支持初创企业），彼此临近以便于合作和共创共享知识溢出效应。又如植入 District Hall④等符合现代城市生活与创新产业需求的新型交流功能及建筑类型，助力塑造区域创新生态和社交网络。

另一方面应修复公共空间本有的多义性。可经由灵活可变的平面布局和室内设计满足不同项目与人才之间自由重组的协作可能；尤其是互联网时代，空间分享已日趋普遍——随着 Airbnb、Uber 等共享平台的诞生，联合办公、3W 咖啡等延伸至个体的新型混合模式实现了同一空间在不同时间为跨界人群高效提供即时分合的使用价值，加速了空间产品对社会需求的精准供给，既避免了空间资源闲置错置、又能使个人随时随地获得灵感与信息并降低成本。

综上，溶解模式的自治与生成，为发展创新文化提供了一种面向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新的空间逻辑。

下文以西安昆明池片区起步区城市设计实践为例，具体阐释这一空间模式的方法应用。

四、设计实践

4.1 三重使命叠加的城市创新区

昆明池片区位于西安主城区的西南部、西咸西区最南端以及区域性科创大走廊上，东接高新区、西和北紧邻周代丰镐二京大遗址、南眺秦岭，是周秦汉古都文化带的西端起点；其本身亦为始自汉代、盛于唐代的历史苑囿大遗址，是大西安空间发展战略中的重要节点（图 5）。2017 年，陕西省政府提出恢复昆明池历史上的治水功能，在其原址上建设用于引汉济

图 5：大西安创新空间资源分布图

渭水资源存蓄的斗门水库，并整合周边资源，整体打造成融合生态修复、遗产保护、文化传承和产业升级于一体的城市南部新的增长极核（图 6），与城东南的曲江新区遥相呼应。

因此，昆明池片区承载着大型水利工程、文化复兴和科技创新的三重使命。其中，起步区组团位于昆明池东北角，是高新区东西向科创轴线的西延腹地且交通优势明显、开发条件最成熟；故上位规划将其定位为高密度城市创新区，便成了彰显场地自然与人文禀赋、同时符合时代趋势的合理选择。

图 6：西安昆明池片区土地利用规划图

作为新城，凭借优质、有趣的生活与创新环境吸引创意人群来此工作和定居，是破题的关键。在退让池畔夏商环濠遗址建控地带的前提下，本案突破过往以办公楼宇组群为中心的常规思路，将服务于生活和创造的混合型创新街区置于组团中心，并打开朝向昆明池的通道，与滨水休闲空间共同形成 T 字形骨架；高层簇群环列其外（图 7）。

这一以生活为核心的“反转”策略，重申了人本导向下新城营建模式的价值伦理并转化为圈层化的总体结构；而中央创新街区的交流场域营造，无疑是决定设计逻辑与特色的基点。

图 7：起步区城市设计整体鸟瞰图

4.2 溶解模式构造创新场域

本案顺应万物互联的未来趋势，消弥了办公与生活的传统界限而将“第三空间”功能性的模糊区间放大，即从私属性与公共性的视角精细化区分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中可能交流的层次与类型，压缩私属性的比例而扩大公共性的部分，使广义的“第三空间”成为中央创新街区的功能主体并建立完整的交流空间产品体系（图 8），为新型办公、居住和服务模式的产生提供空间化的支撑条件。

图 8：以创新型第三空间为核心的交流空间产品体系

基于此，笔者首先把这些空间产品分作八组模块，既包括建筑空间也包括公共开敞空间——于交流而言，它们是等价的——每一组皆由通用空间进一步模糊同类功能的边界，在大致明确了朝向水面的生活服务区与朝向城市的产业服务区之后，将各模块分解成多样的尺度和体量予以溶解、混合。

（图 9）

并立体分层，私属部分上移以保证近地层公共空间的最大化。街区向所有人群开放，促进平等交流，彼此经由街道、广场、门厅、庭院及透明界面建立视线联系和空间渗透。

图 9：溶解模式的设计应用

肌理组织上，外大内小更利于中央场域效应的聚集与扩散；同时，大小不一、材质各异的室内外空间无等级地并置黏连在一起所形成的“空间群”与“无路径”组织模式，允许人们自主选择和决定空间的联结与体验方式。正是在这样的自组织过程中，公共空间升级为创新场域。

五、结语

张京祥教授曾指出，面对创新网络的开放需求，城市空间的组织模式应该积极响应变化，通过更加弹性开放的城市空间网络组织来促进创新协作，进而提升创新活力并构建城市空间发展的新逻辑[10]。

溶解作为一种空间模式研究，其去中心化的等价内核创造出更适合创新行为发生的空间基调与形制。

而价值是文化的核心[11]，从这个意义上讲，溶解模式使空间成了文化；或者说，它蕴藏着创新空间自下而上的文化基因，是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其操作性、基质化和基础设施特征，辅之以契合时代趋势的机制设计，能够拓展建筑学与城市设计学科的认知视野和知识体系，也有助于重新发现和建构城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一体化的学理及路径，推动城市创新空间的可持续发展走向纵深。

注：“西安昆明池片区综合规划”项目获得 2019 年度全国优秀城市规划设计奖二等奖、2019 年度北京市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二等奖。

注释：

①2018 年 12 月伦敦政府颁布《伦敦全民文化》战略，围绕“热爱伦敦”、“文化与优质增长”、“创意伦敦人”、“世界城市”四个议题制定了若干保护和促进伦敦文化发展的方案和政策，旨在全面塑造世界文化之都，保持其文化领域的持续繁荣。

②“弱关系”是当代日本著名建筑师藤本壮介的核心建筑思想，指的是看似随机散布的独立个体之间发生即时联结关系的可能性与复杂性，最终形成流变而持续的场域效应。

③美国生态学家 R.Forman 最早提出了“基质—斑块—廊道”的景观生态结构，为描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功能、形态及动态演化规律提供了一种空间语言；其中，“基质”是面积最大、连接度最高、具有多孔性与连通性的主导要素。历史城镇中的质密街区就是典型的人文景观系统的基质空间。

④District Hall 是美国第一家专业的创新服务大厅，位于波士顿滨海创新区的核心位置，是一种以创造交流为核心功能的新型公共建筑。

参考文献：

[1]孙晨光、朱文一，布鲁斯·卡兹“城市创新区”理论的解读及其对北京的启示，城市设计[J]，2018 年第 1 期

[2]邓智团、陈玉娇，创新街区的场所营造研究，城市规划[J]，2020 年第 4 期

[3]邓智团，第三空间激活城市创新街区活力——美国剑桥肯戴尔广场经验城市规划，北京规划建设[J]，2018 年第 1 期

[4]理查德·佛罗里达，创意阶层的崛起[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9

[5]陈洁萍，当代毯式建筑研究，世界建筑[J]，2007 年第 8 期

[6]杨超，城市设计的“基础设施主义”——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趋势和空间生产模式，规划师[J]，2020 年第 19 期

[7]谭峥，寻找现代性的参量——基础设施建筑学，时代建筑[J]，2016 年第 2 期

[8]斯坦·艾伦，点+线——关于城市的图解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6

[9]查尔斯·瓦尔德海姆，景观都市主义[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2

[10]张京祥、唐爽、何鹤鸣，面向创新需求的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创新，城市规划[J]，2021 年第 1 期

[11]衣俊卿，文化哲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0

图片来源：

图 1、2、8、9 为笔者自绘；

图 5、6、7 来自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西安昆明池片区综合规划”项目。

编辑/排版｜王淑芸

封面图/头图｜图虫网

供稿｜清华同衡 详细规划研究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