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的人文地理学世界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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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在书房

文︱阮 昕

段义孚先生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在美国麦迪逊仙逝，享寿九十有二。仅在一年前，义孚来电邮时莫名有这么一句结语：“我身体还行，不过我确实感受到年岁和土地的召唤了。”老先生还嫌不足，竟在信末用了一个自嘲的“流汗黄豆”表情（原文：“I am resonably well, but I do feel my age and the call of the earth.”）。

我和义孚自 2000 年代初开始书信往来，断断续续一晃竟二十余年，交流都是用英文。记得 2005 年初次在北京见面时，我发现义孚讲中文语速缓慢，却是字正腔圆的京调。这自然与义孚出生在天津、成长于书香门第的背景相关。时隔六十余载，重返故里，义孚笑谈从学英文到学中文的逆转：在他“从心所欲”之年，仍然保留着一套儿时学英文的卡片，即中文语汇后面注了英文——只不过现在是倒过来用，学中文了。义孚由此坦言，中文早已不足以表达自己。

段义孚何许人也？应该说，他在中国知识界，足可算一位“闻人”矣！记得不久前，一位著名建筑师在上海交大演讲时，对青年学子说他最喜欢的作者是段义孚，而且尤其爱读其《回家记》（Coming Home to China，2007）。我一时感动，当即自豪地告知这位建筑师，是我邀请并说服义孚于 2005 年到北京参加“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学术研讨会，算是《回家记》的促成者。义孚时隔半个多世纪再次踏上故土，感慨万千，返美后不久，文思泉涌，很快即成书《回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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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记》，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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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记》英文版书影

在国内学界，我们通常将义孚定义为“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在西方学界，义孚著作等身，并收获诸多学术荣誉头衔，算是个不折不扣的“达人”，却还称不上“闻人”。义孚曾经描述过美国所谓“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如上过《时代周刊》封面和美国邮票的顶级“闻人”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位文化人类学家，对美国社会指点江山，俨然一副“家里大闺女”（daughter of the house）的派头。在和义孚多年的交往中，笔者时常私下臆测，以他的思想、才华和著作而言，假设也如米德一般对美国社会和公众文化产生巨大影响，那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以义孚敦厚温雅的心态，或许本人的遐思流于世俗了。但若拿学问来提一提，义孚的学问人生似乎证明了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美国文化主导下）的一个普遍现象：“达人”往往达不到“闻人”的影响度，而许多社会“闻人”，如一位睿智的比利时学者所言，他们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却无任何智识（They seem to know everything, but understand nothing）。

初识义孚，是从文化的物质载体入手。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始，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风景园林学科开始关注义孚的成名作《恋地情结：对环境感知、态度和价值观的研究》。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

，1974）。从表面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如地质和地方，竟然与人的知觉、情感和价值观息息相联，其互动关系错综复杂。一道风景，如山林与海滩，经过义孚纵横古今却又举重若轻的梳理之后，印刻于不同文化和社会阶层的人心之中（有关“人心”将在后文详述），其含义及人对其的感情依赖，则经历了历史演化。于是，古时令人恐惧的黑山林竟变成了现代人怡养身心的度假胜地。如此这般，在义孚另一本著作《恐惧的风景》（Landscape of Fear，1979）中展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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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 2019 年 11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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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地情结》英文版书影

或许是因为风景园林开了个头，义孚的书渐渐进入建筑师的视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加拿大建筑教授克莱伦斯·阿森（Clarence Aasen）在东南大学建筑系访问时即手捧一册《恋地情结》。这是笔者第一次接触义孚的著作，当时也苦于一时无法理解书名。阿森教授后来成为笔者的博士论文导师，引导笔者从文化人类学入手研究人与建筑环境之间有意味的互动，则是后话。多年后读到义孚回忆《恋地情结》产生的“社会效应”，他十分得意地提到，一个著名棒球明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大学学地理，最喜爱的书即是《恋地情结》。这大概是义孚在西方世界接近“闻人”的高光时刻吧。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方建筑学界，尽管有学者从人类学角度来考量民居，试图将人与人造环境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城市与建筑作为人类文化一个最有感染力和最为持久的纪念载体，仍是根深蒂固的主流。义孚虽从西学入手，将心理学——尤其是欧陆现象学中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知觉和意识的“世界观”——用于人地互动关系的研究中，并发挥到极致；但这种以知觉意识为导向、以人与物之间有意味的互动为目标的智识，在西方建筑领域从未成为显学。

以城市和建筑为例，西方文化对其永久性和纪念性的执着，古往今来，均在对“不朽”的求索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中古时期一个城镇的市民甚至可以几代人花费数个世纪的漫长时光去建造一座哥特教堂。义孚早年常坦言，中国传统建筑缺乏内向的空间性，于是在不同著述中，以哥特教堂的内部空间为例，生动描述透过玫瑰花窗倾泻到人间的天光，加上封闭的教堂空间里弥漫着来自管风琴的天籁之音、蜡烛的燃香、沙石砌块透出的阴冷潮气和触手可及的温暖木椅……如此多元渗透的感官“交响乐”，即是梅洛-庞蒂的知觉（perception）呈现矣！而知觉可上升到意识，于是哥特建筑这个文化载体，便将身体的感受转化为对天国的信仰了。

这不能不说是义孚对西方建筑一种优雅而又直观的集大成的理论总结，前提自然是物质的“永久性和纪念性”为文化精神的极佳载体。遗憾的是，西方近现代建筑偏离了这条主线，于是城市中的哥特教堂，从中古时期拥挤密集的城市板块中渐渐脱颖而出，到了十九世纪，往往成为华美宽敞街道的视觉焦点（vista）；而哥特教堂本身也就变成旅游者从外观去欣赏的“视觉艺术”了。发展到今天便成了“网红打卡地”。

义孚对文化物质载体的关注点是超越知觉的，在《分离的世界与自我：群体生活与个体意识》

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1982）一书中，义孚以欧洲用餐的礼仪、剧场戏院的空间结构及住宅内部的房间组织，十分令人信服地讲述了从欧洲中古时期由松散交融的生活空间支撑下的“群体生活”，发展到十九世纪的分餐礼节、戏院私人包厢以及英国住宅中使用功能划分有序的一个个种类繁杂的私密房间，由此而承载欧洲现代文化中崇尚的“个人意识”。义孚自然是建筑界的局外人，似乎并未对现代主流建筑史家和建筑师在此背景下的一个奇怪现象发表任何见解：即他们更关注城市和建筑的视觉效应，而非空间组织对人知觉乃至意识的作用。笔者更为好奇的是，义孚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向性极为薄弱，那么他如何理解中国人的知觉和意识乃至“个人意识”呢？后文中，笔者将斗胆对此提出一个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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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的世界与自我》英文版书影

与其说义孚更关注文化的物质载体对人知觉和意识所起的作用，不如说他真正的研究对象是人自身。正是因为人的意识而带来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人，其实才是义孚人文地理学的“地方”。

义孚文笔优雅委婉，虽以西学为主，却不见现代西方学者咄咄逼人的“批判性”（所谓 criticality）。少见的例外，是义孚对“社会科学”的直言抨击——所批判的正是“社会科学”将研究物的方法用在人身上，完全找错了对象。多年前笔者和义孚有过一段电邮讨论，以各自学科（建筑学和地理学）的角度来对社会科学这个悖论口诛笔伐。

从人文地理的对象——人与地方（people and place）出发，义孚的大意经我发挥如下：如果我们研究一个大学的地理学院，一群人（教师和学生）和一个地方（学院大楼），社会科学的方法首先从数据开始。我们收集方方面面的详尽数据，如教师们发表论文的篇数、期刊的级别、被引用率、基金的种类和当量、学生的来源、成绩、出勤、对老师上课的评教，再加上学院大楼的使用面积、教学研究各占多少……如此类推，难以穷尽。最终，通过某种计算，社会科学家可以对这个学院（人和地方）得出一个结论。往往以学科排名呈现，以量化的手段将这个地理学科描画为全世界第三名，因而区别于第二名。

我把义孚的命题讨论再略加拓展，在读了这一社会科学的分析和结论之后，我们如何知道院长和某位教授的私交如何？周五下午是否会一起去小酌一杯？我们怎么有可能知道某位学生每天走进学院大楼前的心情如何？义孚谈到文学倒是直通“人心”，让人体悟到一群人和一个地方的“内心生活”（interior life）。我们一同回味查尔斯·珀西·斯诺（C. P. Snow）的名著《学院院长》（The Masters，1950），此书将剑桥大学某学院里为了谋取下一任院长之职，同事之间错综复杂的明争暗斗，描述得淋漓尽致，即为“场所精神”（the spirit of a place）的佳例。通过文学艺术对一个地方的精气神的理解，是任何社会科学通过量化计算所无法企及的。

义孚还嫌对社会科学声讨不足，又写电邮补充：社会科学除了以数据为目标方法而造成的“扁平化”，还往往忽略了一个地方的最精彩和最拙劣之处，对“人的现象”（义孚英文原文为 human phenomenon，笔者在前文已用了梁漱溟先生的“人心”，其实在此处更为妥帖，后文将展开）无能为力。以社会科学数字统计学的目标方法，个人竟无法超越在狩猎采集和初级农业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我读后大呼精辟：我们又如何可以想象一部没有个人的人类历史呢？换言之，历史的惊涛骇浪中，数风流人物，还看个人。

我告诉义孚，他在现代建筑界里竟有一位志趣皆合的知音。美国二十世纪建筑大师路易·康（Louis Kahn）曾断言：“莫扎特是否曾向社会请示他应该谱何曲子？自然没有！莫扎特谱写了乐章，而社会因为有了他而不同。建筑师则务必要创造能激励社会选择方向的作品。”

我向义孚表达疑惑，西方现代建筑师中虽有少数性情中人，将人对城市、建筑的多元感官体验浪漫化，如丹麦建筑史学家斯坦·埃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的《体验建筑》（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1957），把触觉、嗅觉和听觉与视觉同等对待，鼓励建筑师通过知觉的细微体验，感受一个环境、场地、房间的个性神韵。但总体而言，正如义孚常举的一个例子，现代世界如同一张完美的明信片。视觉世界的主导，令一个地方的精气神汇聚，换言之，给这个地方带来精气神的人退居次位，甚至近乎被忽略。更谈不上通过对人居环境的知觉交响感受，进而上升到理念意识的层面了。

行文至此，似乎并不足以干脆地下结论，义孚的人文地理学即是心理学。义孚对城市建筑的稳定持久情有独钟。在与笔者的又一次电邮讨论中，义孚对当前技术至上的一个时髦建筑理论——所谓“环境回应建筑”，提出质疑。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建筑空间可以依照人的意愿和对环境舒适度的需求而伸缩。义孚叹道，这简直是人的自信到了疯狂的地步！难道有那么一天，以人为中心的文艺复兴理念会发展到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心情，而令窗外的一座山也随意膨胀收缩？外面世界亦会随由人的幻觉而融化？义孚于是再次重返西方永久纪念性建筑的初衷，那便是：生命即逝，人生莫测，稳定而永久的城市和建筑是生活所需的避风港！

我从未和义孚就此延伸讨论中国人的世界是否也需要这么一个稳定而永久的城市建筑“避风港”？通常而言，传统中国建筑，无论皇宫还是民宅，均为木构架，外部依附砖土墙体和瓦顶。相对于西方以砖石为主的宗教纪念建筑，持久性不是核心目的。2005 年义孚游了故宫，曾叹其宽阔的庭院空间不足以给他哥特教堂所造成的感官刺激。然而义孚是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忠实粉丝，对其《空间的诗学》（The Poetics of Space，1957）中对建筑内外世界的二元哲思多有感同身受。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

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

，1977）一书中，义孚竟然用北京四合院来展示巴什拉所津津乐道的内外反差：“我们对内与外的概念可谓耳熟能详，但试想一下这些概念在此情景下会变得如此真实：一位客人在一场欢宴后离开灯笼照耀通明的院落，拾步跨出大门，踏入漆黑而狂风乱作的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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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地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 2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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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与地方》英文版书影

令笔者料想不到的是，义孚在上一封嘲讽“环境回应建筑”的电邮里做了如下预测：“远在世界可随人意而变，甚至融化消逝之日到来之前，人们早就会怀恋旧时的胡同。夏日慵懒的午后，在院落中乘凉，听着墙外忽远忽近的鸟鸣和小贩的叫卖声。我之所以用这种口吻说话，是因为前两天我满七十六岁了。”让我惊诧的不是一个长者的怀旧，而是义孚操着优雅的英文道出了十分中国化的意境：义孚在此完全没有描述这个院落的地理位置、形状、大小、材质和色彩——试想义孚能如此这般对哥特教堂的内部空间轻描淡画吗？然而又有哪一位中国人会去关心《枫桥夜泊》里隐喻的桥的地理位置、形状、结构和材质呢？

2005 年在北京初遇义孚，虽已通过书信往来有旧相识之感，但我的两位澳洲同事却道出了令笔者出乎意料的旁观者印象：风景园林教授詹姆斯说义孚像一位“东方智者”（oriental sage）；地理学教授彼特说义孚的英文口音有“亚洲韵味”（a distinctive Asian flavour）。尽管詹姆斯和彼特都应该是义孚所谓“世界人”（cosmopolite）般的知识精英，在我与他们多年的交往中也绝对不会将二位列入“西方中心论”的狭隘之流，我当时依然暗自认为这是偏见的印象……

在笔者发起的 2005 年“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北京国际会议上，义孚与约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两位均为西学大师。其实这个会议可以说是笔者对义孚和里克沃特通过邀约世界各地学者多学科的探讨，表达一种学术敬意！义孚在《回家记》中描述了我主持他的英文演讲：义孚通过追溯城市的发展史，尤其是二十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化，勾勒出人地关系间古今恒定的核心问题，即人在人居世界中对稳定持久的渴望，实则是出于人地之恋（topophilia）或更多是人地之惧（topophobia）。义孚演讲结束后，我上台总结，称这篇文字是“大手笔的力作”（tour de force）。就我这么一句略显懒惰的概括，引起义孚暗自思忖：这是不是对具体论点有异议的回避？而他的学术著作似乎在西方都得到类似客套般的对待。

多年后我产生了一个或许有些荒谬的“阴谋论”：其实西方世界的许多知识精英都在迫切期待义孚的下一本书；而他们都在暗中认真研读义孚的每一本著作。所以义孚可能早已是一位从未上过《时代周刊》封面的“地下闻人”。义孚自嘲，认为他是地理学界的“异类”（maverick）；同时义孚也清醒地认识到，他是西方文史哲界的圈外人。那么义孚的思想著作在西方知识界遭到十分礼貌的“冷遇”，背后的原因竟是为何？在此笔者对“阴谋论”用学问提一提，将前文允诺的“斗胆猜想”表述如下，那就是：

西方知识界对中国人的世界和“人心”这个问题基本上不知所措。

义孚在北京的演讲题为“时间、空间和建筑：几点哲思”（Tim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Some Philosophical Musings），后来收录在由笔者和同事合编的文集：《人地恩怨：反思 20 世纪人居世界》

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Human Habitat

2007）。义孚在文中从时间的哲理，中国的“循环”（cyclic）与欧洲的“线性”（directional）时间观为基础，将中国传统的“宇宙城市”（cosmic city）与院落住宅和欧洲高耸的城市建筑做了区分。义孚最终质疑现今技术的日新月异，企图取代传统建筑的持恒性，看似可令人暂时忘却生命即逝、人生无常，实则徒劳无益。在义孚怀疑西方现代技术世界时，似乎隐喻了“中国人世界”的智慧，却也留足了让读者填白的余地。

义孚一生致力西学，而最终无论在风格还是智识上，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学者的极致境界。去年义孚来信时欣然告知他有了一个嗣子查尔斯，并说人生充满巧合邂逅：查尔斯在 2005 年还是本科生，当时竟坐在“土地恩怨”会议的听众席上——查尔斯后来在美取得环境与资源领域的博士学位，如今在国内一所大学教授“计算与人居世界”（computation and human habitat）。义孚在信中提了个要求，问是否可以让查尔斯到上海来拜访笔者，以示敬意（“I hope you don’t mind if I ask him to call on you and pay his respect.”）。在义孚行云流水般的英文背后，流露的难道不是一位中国慈父对长子的“庭训”？查尔斯后来到沪一叙，我们笑谈义孚十多岁时在悉尼读初中，竟然在澳大利亚崇尚体育和强悍的男子中学生存了下来。义孚和他的长兄就读悉尼东区克兰布鲁克（Cranbrook）中学；我告诉查尔斯在悉尼民间流行的一个笑谈：如果家中没有闺女，有一个克兰布鲁克男孩也行……义孚和其长兄不擅长体育，靠的是智识和优异的成绩，但也幸亏是在克兰布鲁克才得以健康发展。如果上述仅是“风格”，那么义孚的学问人生如何在“智识”上体现了中国人的世界呢？笔者思来，有以下几点：立德、修身、中庸与对“人心”的尊畏和痴迷。

“时间、空间和建筑”一文的浓缩版收录于《回家记》中。义孚 2005 年中国之行后，感慨万千，《回家记》几乎一挥而就，于 2007 年初就问世了。而收录该文完整版的《人地恩怨》一书拖到 2007 年底才出版。这在笔者看来本无所谓，但义孚来信致歉，说此事处理欠妥。义孚在《回家记》中记录了这么一个细节：他十分期待笔者题为“百花齐放：品析中国现代建筑之‘德’”（A Hundred Flowers: Discerning the ‘Good’ in China’s Modern Architecture）的演讲。遗憾的是，就在笔者开讲之前，北师大的同事将义孚从会场给“劫持”走了。义孚在书中表达了他对“德”（the good）之珍视。其实，义孚多次在其著作中从中西方文化角度对“德”做了深入阐述，有两本专著直接以“德”为主题：《立德人生》（The Good Life，1986）和《道义人性》（Human Goodness，2008）。在后一本书中，义孚将孔子和苏格拉底做了有趣的比较：两位圣贤虽性格迥异，孔子敦厚内敛（dispassionate），苏格拉底热情奔放（passionate），但在求索真理和立德树人上都有废寝忘食的精神。义孚常言，自幼时在中国学校里就受到中西方“真、美、善”（the True,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的故事熏陶，并始终以“善”为重！

前文提及义孚在学问上似乎全然没有现代西方学者的批判性。这一点表现在对其他学者的鼓励上，简直近乎一种美德。在笔者 2006 年版的专著《寓言建筑》（Allegorical Architecture）封底上，义孚给予了最为慷慨的背书签注，至今仍是令笔者汗颜的学术鞭策。如此案例不胜枚举：我记得义孚对某位青年学者十分稚嫩而新闻报道性的建筑评论一书加以至高赞誉，说他从该书中学到了其他任何书都没有的东西。这位青年学者后来写了一本品评葡萄酒的书跃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则是后话。笔者一次偶然读到义孚论及英国学者克利夫·斯特普尔斯·刘易斯（C. S. Lewis）的人品，说刘易斯在写书评时，从来都是只找赞誉之处来大加发挥。在义孚看来，这是一种优雅至高的美学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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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收到学生赠予的礼物

义孚“中国人的世界”自然呈现于学问之中，其特点却非西学，而是一种调和的中庸二元法则。回观一下义孚著作的标题，连他自己对多年下意识的二元法则也略有吃惊：人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社团与自我（community and self）、控制与宠爱（dominance and affection）、世界与屋里的火塘（cosmos and hearth），令义孚反思的是，他虽然一直自认为在二元之间是无所袒护而不偏不倚的，但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实际上是将目标指向了“宇宙”，即世界、群体和人类的成就。之所以说是“目标倾向”，是因为义孚坦白自己亦是凡夫俗子，仍然依恋“屋里的火塘”——那是家、社团和所有亲切、熟悉而恒定的事物的象征。

如此中庸，区别于企图求静态之“中”的西方智者，如提亚诺（Theano）、克莱奥布卢斯（Cleobulus）、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义孚的反思道出了儒家调和“动态平衡”的大智慧。孔子言：“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义孚的学问人生似可印证。

应该说，义孚“中国人的世界”是通过西学而至，同时也是通过散文札记（essay）而非大部头的专著（treatise）而至。首先，义孚阅读中文的能力极有限，更谈不上如一些文史哲学者所要求的，通过“一手”文献获取知识。借助西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文献，义孚还多次谈及其“浅尝辄止”的学风，并称自己为“半瓶醋”（拉丁词源的意大利原文雅称 dilettante）。义孚说自己不是所谓“大学者”（utmost scholar），在思考和研究一个问题时，面对无穷尽的资料常常会缺乏耐心，甚至变得很沮丧。义孚曾讲过一个“大学者”的真实故事：这位学者有极好的研究条件，研究一个课题时有年轻的助手每天为他去一流图书馆查找资料。助手每天都为他从图书馆搬回一摞书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位大学者面对堆积成山的资料却陷入极度忧郁，最终放弃了研究和整个学术生涯。义孚笑引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称自己做不到“穷尽一生精力心血去研究十九世纪韩国的马桶，而无暇顾及其他了”。

以上是义孚在谈及《分离的世界与自我》一书的研究过程时提到的。在阅读研究一两年后，义孚感到仍然有数十年的学习研究要做，十分气馁；同时他也认识到，再加数十年的研学，他在细节上会更加聪慧，而在理解智识上倒不见得有长足进步。正当义孚准备放弃这个“分离的房间”与“自我”的研究时，“尤里卡”（Eureka）的奇妙时刻发生了：义孚突然意识到，当他将“分离的房间”置于欧洲用餐习惯及礼节，以及剧场戏院的演化史中，使这些内容彼此联系起来时，一切都变得丰富、鲜活了，而空间和人际交流的分离与个人意识的发展，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尤里卡”时刻颇似禅宗的顿悟。用义孚自己的经历和话来诠释，即是：“啊，我终于懂了！”（Ah, now I understand this!）但这种奇妙时刻的前置条件，是义孚所谓对人生世界充满好奇心和热爱的“半瓶醋”（“Dilettante in the sense of someone who takes delight in the world…”）。这岂不是孔老夫子“述而不作”、爱人索仁的儒家境界么？义孚对人生世界的兴趣归根结底是人的情感和精神（human emotion and mental make-up）。更为贴切的中文表达即是前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所谓“人心”。换言之，义孚认为文学和艺术（而非社会科学）方可直指“人心”，从而催生“尤里卡”时刻。梁漱溟先生早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称之为“直觉”，是受西方近现代心理学的影响。在这本“年少”之作里（成书时梁漱溟先生不足三十岁），伯特兰·亚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尤其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响显而易见。漱溟先生的“尤里卡”时刻是对“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的功利主义的怀疑，从而承认“人心”莫测，人的行为常由情感冲动所至，而全然不顾利害得失。于是，西方那个完全由“算计”意识而驱动的“我”，自然就站不住脚了。不过漱溟先生只是把西方的几个大贤，包括倭铿（Rudolf Eucken）、彼得·阿列克谢耶维奇·克鲁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和泰戈尔，看作对儒家不讲理、只讲情，挚爱“人心”的一种殊途同归而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仅成书几年后，漱溟先生就感到西方心理学“直觉”的局限，提出“人心”的表述。六十年后方成书《人心与人生》，则是后话。

梁漱溟先生曾多次自谦其西文功夫不足，中学功底颇浅，自称不是学者，也不是哲学家、国学家或佛学家，而“只是爱用心思于某些问题上而已”。如果义孚和漱溟先生都属于某种“dilettante”，那义孚在“下意识”中步入“立德、修身和中庸”的儒家境界，实则是他直至“人心”的艺术成就。如果沿着漱溟先生的思路，把西方近现代心理学的一点成就看作对中国儒家智慧一种迟来的认知，那义孚以“人心”为世界的人文地理学在西方学界遭到礼貌的“冷遇”，或许真正的原因是义孚“中国人的世界”及其问题，如漱溟先生所言：“中国人和印度人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

2021 年，笔者在拙著

Confucius’ Courtyard: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in China

付梓前（直译是《孔子的院落》，但或许意译为《春秋·院落：中国人的建筑、哲学和理想生活》更贴切内容），去信义孚。虽然久未联系，我在信中将近年来从悉尼到上海的人生迁移给予几句淡描，主要是将书的内容向义孚做了简要汇报，书中还引用了义孚对胡同院落的怀恋文字。义孚立刻回音，开言道：“一个未经敬畏上帝来维系的道义世界！中国的士大夫们如何做到？这岂不是西方自由的世俗世界所梦寐以求！”（A moral universe unsustained by an awesome God！How did Chinese gentry manage to do that？Won’t the liberal secular West love to know！）

义孚将我用作内容介绍的词语略加重组，竟然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他自身的心路历程。义孚在为拙著再次慷慨签发背书的文字中，对这个历程描摹尽致：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对此书期待已久［……］中华文明，其中心是院落，即一种以物质世界呈现中庸之道的建筑形制：它紧凑易得，合乎理性，遵循天道，顺应礼义。而现代社会在近几十年间将其彻底藐视，我们不禁试问，今后何去何从？不同于许多学术专著，阮昕［……］不仅参考了历史和哲学的传统史料，还讲述了中国人真实生活的迷人故事［……］

义孚一如既往地对拙著给予赞誉背书，我去信感谢，义孚回道：“我谈论你的书的文字并非慷慨之词，而是切实之语，或许孔子本人亦会如是说。”（My words about your book are not kind words, they are simply accurate words, a point Confucius himself might make.）也就是在 2021 年 10 月，义孚和笔者共同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邀约做了“联合”采访。义孚是以笔谈形式回答提问，而笔者是现场答问的笔录，事先并无任何协调。访谈以联合形式发表后，题目虽是笔者即兴语出的“虚拟空间，在中国已存上千年”，笔者意识到义孚已真正回归中国传统院落。在向读者推荐笔者的拙著时，义孚提出“家常”（homeliness），那是绚丽的高层建筑图景所不能满足，一种唯有中国传统院落方可带来的安居感和亲密性。我猜想此时的义孚是真正的“回家”了（coming home to China）。这也应该是义孚最后一次履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吧。

在这篇文字的行文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思忖考量，如何对义孚的学问人生做一个总结。再读以上义孚为拙著背书的文字后，笔者恍悟：这段文字似乎描述的是义孚自己的著作，但更是义孚“天人合一”的心路历程。也正如义孚自己所言，他的学术著作其实是一部娓娓道来的自传。那么，义孚的人文地理学竟是通过自身对“人心”的一种艺术创作了。

作者：

阮昕，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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