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 01 · 社区规划的挑战与实践丨中国上海丨上海梓耘斋建筑工作室

#01

缘起

▲图 01 漕河泾街道漕溪片区街景图©

2019 年初，童明教授被上海市徐汇区聘任为社区规划师，梓耘斋建筑团队开始参与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的社区规划工作，时至今日，这项工作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

作为较早参与社区实践的建筑/规划团队，梓耘斋十分珍惜这一难得的工作机遇，深入社区与各政府部门及社区事务相关主体进行了大量协作、共建与博弈，最终于《漕河泾街道社区发展三年行动规划》中系统性地形成了关于这一地区的工作构想，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一部分内容实现了出来。

由于漕河泾这一现实样板体现了当代城市社区的诸多典型特征，工作领域寻求具有参考价值的方法路径。

#02 热点

近年来，随“存量空间”、“城市更新”等议题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重点，社区规划逐步成为城市工作的新热点。许多区级政府纷纷设立“社区规划师”制度，尝试为社区治理提供更为多样的技术支持，以更好的支撑政府部门在引导社区发展中的专业能力。

而在现实领域，围绕“社区”所进行的“规划”总体呈现出多样的丰富形式。以上海为例，作为全国最早展开老旧社区规划实践的城市，大量琳琅满目的社区实践可大致分为工程性与社会性两类：

/// 类型 1：工程性社区实践

工程性社区实践主要侧重自上而下的视角，对社区管理机制和工程修缮标准作出重新安排。如上海市自 2016 年开始推行的“美丽家园”、“精品小区”等项目，政府部门投入大量资金针对居住区的物质环境进行了提升和改善。

▲图 02 工程性老旧小区更新示例（图片来源：网络）

/// 类型 2：社会性社区实践

社会性社区实践则更聚焦自下而上的群众活动，强调对基层组织行动力的培育，进而赋能社区自治。尤其对于上海这类人口高速流动的陌生人社会，老旧小区内大比例的高差异性、高流动性人口，使得社区始终难以形成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自组织更新模式，因而在社区工作中吸纳更多样的社会参与成为了一项重要内容。

▲图 03 社会性老旧小区更新示例（图片来源：网络）

/// 现实困境

以上探索性的工作大大拓宽了中国语境下社区规划的实践内涵，但同时也呈现出许多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其一，自上而下的社区改造很大程度上受限于一套抽象的指令系统，尽管这类项目可以集中性地解决部分老旧住房的“急难愁”问题，但“清单式”的运动往往缺乏对居民真实生活的深入了解，较少触及各类公共设施资源之间的组织联动，更难以深入微观领域展开精细化设计，易陷入“对物不对人”的工作惯性，居民感受度并不是特别高；

其二，由基层政府及民间组织的各类社区自治运动，虽在一些基础良好的社区中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当面对城市中广泛存在的流动性高、经济能力弱、人口老龄化严重的老旧社区时，难以形成后续动力，易陷入“对人不对物”的困境；

其三，当前社区规划事务主要由规划、房管及民政等政府部门牵头组织，并于街道、居委等属地部门具体行动落实，但由于老旧小区复杂、动态的工作环境，大多数基层组织在推行社区规划的过程中往往容易陷于大量日常性的琐碎杂务之中，忙于扮演条线部门的“配合者”与居民意见的“救火队”，难以发挥其自身能动性去思考、推进和维系一个长期连贯的工作思路；

其四，也是最为重要的，当前许多社区工作难以形成累积效应。许多社区营造活动在组织进行时热闹非凡，一旦散场就踪影全无；社区改造项目也是年年进行，大多数在 1-2 年之后，又将返回原貌，其原因一般在于背后缺乏一种系统性的架构，使得这些局部、微小性的工作可以形成累积效应。

▲图 04 上海通过推出“十五分钟社区生活圈”的理念，试图将生活因素与空间因素关联起来整体考虑，改变以往依靠抽象指标来配置社区设施的僵化模式©

总体而言，社区规划之所以较难讨论，原因在于它前所未有的综合性与复杂性，这使得任何从单一角度出发的社区规划工作，都难以适应于居民多样的日常生活需求，最终导致资源投入低效、权责匹配错位等问题，而这也相应地对“社区规划”中的协调机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也正因此，当前围绕社区规划的一个重要议题，就在于探讨如何将社区事务中来自不同视角的各类计划、项目、组织、活动等整体性的纳入规划的范畴之中，以在某种稳定而长期的工作框架下，使物质性与社会性的工作相统一，节点性与总体性的项目相衔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工作相协调，以最终形成综合性地积累效应。

而以这一思路出发的社区规划将会构成一种怎么样的总体图景？形成一种什么样的专业范式？这也是我们在进入漕河泾街道社区规划时所思考的问题。

#03 问题

本质而言，“社区规划”的概念自身就具备一定矛盾性。

社区概念的深层内涵指向了城市的日常生活领域，而日常生活本身就由于它的鲜活性而难以计划，通常代表了一种反规划的立场。而在许多学术性语境中，社区意味着一种与政府治理相对应的的社会自治式单元，意涵着一种不同于刚性管控的治理模式。

因此，与以往目标对象明确的城市规划项目不同，当前所谓的社区规划并不存在一种既有而稳定的方法论，甚至关于其核心概念与内涵的讨论都经常处于一种含糊之中：

当我们在谈论社区规划时，“社区”究竟指代的是什么？这一对象能否像传统空间问题一般得到“有效规划”？

如若可以，那普遍推行的“社区规划”在其中的角色又将如何？

因而结合漕河泾街道这一案例，我们希望着重针探讨以下几方面的基本问题：

/// 问题 1：社区是什么？

社区是一个地域范围，还是一种实体对象？社区是等同于一般的“居住区”？还是街道或居委这样的行政单元？它更多指向物质环境，还是指向其中的社会存在？

这样的问题将对“社区规划”应当怎么做产生重要影响：它是更多指向物质性的项目操作？还是指向数据性的指标平衡？还是指向统筹性的行政管理？还是指向社区居民的公共参与？它是一种主动性的建设？还是一种日常性的制度？

/// 问题 2：“规划”是什么？

若按照英国城市规划学家彼得·霍尔（Peter Hall）对“规划”（planning）所做出的定义：

即“规划”特指为实现某些目标，而把各种行动纳入到某种有条理的程序之中，其本质在于形成一个框架体系，使得零散的“行动”结成整体的“目标”，以最终将现实连接至未来。

那么规划对于一座城市是如此，对于社区同样也应当如此。但社区与城市的不同之处在于，社区并非纯粹的经济与行政单元，它承载着千差万别的具体而又真实的生活，关于其中的愿景构想应当如何去表达？社区中成百上千人的日常生活以及未来期待又应当如何去计划？

/// 问题 3：社区是不是/能不能是一种规划的结果？

从当前一些已经有效开展的社区项目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感知到，今日的社区规划已不再简单囿于一种永久成立的、可经由一次性规划建构而来的理想环境，它更多在于对那些碎片化的、在既有的社区生活中不断涌现的各类城市问题快速做出现实、合理而准确的判断，形成具有实效的操作方案，并最终能够有效的调用政府、市场和各类社会资源加以付诸行动。

那么对于抽象而含混的社区而言，以某种目标而凝结的“行动计划”该如何保持一种整体性的意图和愿景，并形成某种实质性的具体操作？

#04 辨析

通过漕河泾的实践案例，针对于以上几方面的问题，我们大致可以做出以下回应：

/// 社区规划的对象：“社区”

在社区规划中，所谓的“社区”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就在于它对应的含义是多样性的。

作为一个非常生活化的用语，当我们提到“社区”时，可能是在讨论一种基于地缘、血缘或文化的抽象共同体（礼俗社会的基本单元），也可能是在指称一个特定范围的物质环境（城市规划的基本单元），或是一个基层政府的管理单位（法理社会的基本单元），每一种不同的定义都在现实空间中对应着不同的社区“实体范围”，据不完全统计，不同学者给社区下出的定义多达 140 多种。

而与“规划”相对应的“社区”概念较早可以回溯到 20 世纪初，1929 年建筑师克莱伦斯·佩里（Clarence Perry）采用“邻里单元”为纽约皇后区郊外的 Forest Hill 住区提出的规划构想，社区成为了一种远离交通干扰，内向、安全、以生活功能为主的居住空间模式。

▲图 05 （左）佩里式邻里单元模型；（右）由该单元模型组成的社区邻里模式图（图片来源网络）

20 世纪 50、60 年代，随欧美国家倡导式与交流式规划（advocacy / communicative planning）的兴起，在对前一类物质性社区规划的批判基础上，社区的概念开始转向自治性的共同体，一种生活在由社会纽带所聚集起的特殊空间圈域之中的社群（community）。

▲图 06 协商式规划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综上，如果结合我们当前在漕河泾街道实践中所面对的诸多情况，我们意识到当“社区”作为工作对象引入时，所面对的这一词语其实是由三重概念所构成的：

- 物质性的“单元”：如“邻里单元”，其具有明确的空间边界（常以围墙构成门禁系统），内置各类设施、功能、服务等，这一结构通常较为稳定，在物质性的层面支撑着居民基础的日常生活；

- 社会性的“单元”：主要体现为社区日常生活的圈域。“社群”并不一定与明确的环境相对应，其物理性边界多受行为偏好及特定城市功能的影响，具有多元性与动态性。在当下的语境中，这类社区概念更多与社区服务功能范围相对应；

- 管理性的“单元”：基本等同于我国城市治理系统中最末端的行政管理单元，通常由街道、居委等基层部门的权责划分而产生，服务于行政管理目的，兼做公共资源与政策的分配对象与执行主体。其在边界范围上常包含多个物质性的社区单元，组成街区的概念，并可能随行政管理机制的变化而变化。

▲图 07 三种社区边界示意图©

社区规划

从“邻里单元”的角度来看，社区规划可以基本等同于居住区规划，所遵循的是一种物质性的设计范式，在这一模型中，经由细致的规划设计，社区在物理性、社会性与管理性上融为一体。

然而，人们的日常生活是不可能加以统一和固定的，现实世界所呈现出的复杂性对这类静态的理想模型提出了巨大挑战，甚至连是否所有社区都需要规划，也成为了一个需要仔细甄别的问题。

如果从当前广泛推进的社区规划实践来看，作为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有效展开的社区规划，其主要工作对象更多聚焦于生活环境亟待改造、功能结构急需提振的老旧社区，因此具有成熟配套的新建商品房小区，以及具有特殊空间价值的传统历史文化街区并不应当包含在内。

具体而言，“老旧小区”普遍是指一类建成于 2000 年之前，通常因历史原因存在着产权构成复杂、自组织能力低下、社区结构不完整管理不对位、市场化运营前景不清等复杂现状的地区。与此同时，由于快速的城市化扩张，这些社区往往地处城市中心区域，改造成本高昂，且往往与风貌保护、城市更新等重要议题编织于一体，难以直接照搬现有经验。

而造成这些社区陷入困境的一大根本性原因，正在于上文所提及的三类社区范围的叠合错位，致使这类老旧社区在物质、服务与管理范畴的责权不对应、不对等，最终形成了我们在现实中所遇到的各类问题。

▲图 08 老旧小区中三类社区边界往往因历史原因在现实环境中产生不同程度的叠合与错位©

于是，从更加深层次的角度来看，“社区规划”在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实质是由于这三种社区概念不能重叠时所带来的种种延伸困境，而这又以城区中留存下来的老旧社区最为明显。

由此，社区规划的难点本质上也在于，因社区构成的多元性以及始终处在变化之中，规划对象的不稳定、不清晰，造成了单纯的物质空间设计与规划的不适应，于是，当前许多社区问题的缘起可以归结为由社区概念、范围、边界的错位所导致。

#05 结语

社区是否需要并且可以被规划？

再次回到本次研究所想要重探讨的问题，社区是不是、能不能是一种规划的结果？经由我们在漕河泾社区规划中所获得的体验和认知，这一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同城市更新一般，社区规划工作的内涵与外延通常与国家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普遍开展的老旧小区改造不仅承担着改善民生的福利效用，其更在战略层面被定位为促进中国城市发展转型的重要切口。

然而，对于一个整体性的社区，无论是政策导向的理想设计、工程导向的空间翻新、还是社会导向的社区营造，都需要依赖于一个有效的行动框架，才能针对当前社区中普遍碎片化、异质化的结构性问题形成有步骤、持续性的有效改善行动。

因此在当前的语境下，“社区”是可以通过物质性的操作来加以“规划”的。其关键原因在于：作为一种相对持久的结构性因素，物质性环境对于社区日常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承载、规范、引导和带动作用，如果缺乏这一物质性结构的支撑，社区生活即将无从进行有效的组织和管理，其品质也就难以在持续的社会变迁中满足相应的使用要求。

由于当前“社区规划”所针对的大多数为老旧小区，一般而言它们都带有大量的历史特征以及遗留问题，如果单纯依靠社会参与和治理，并不能有效应对它们许多固有的顽疾，由于对象的特定性，物质性的介入将成为作为推动老旧小区改造提升的有效手段。

社区之所以可以被规划，也是由于我国特定的城市制度和管理方式所决定的。从本质上而言，针对城市环境以及社区营造，当前的权利结构和资源供给还是以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为主导，这就相应需要一种合理的计划和制度，去将资源和工作引导到社区最需要公共干预的地方，一个清晰、有效的规划将会在其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规划所要重点针对的，是在不同的范畴之间进行交互与协同，并通过在空间中落实管理与服务，资源的有效分配。因此一个侧重于物质性的规划是有必要的，至于相对于其他有关的社区概念，这样的规划是否同样可以适用，仍然还需要通过其他的实践来进一步探讨。

以上这些关于社区及其规划的思考，以及相应而来的工作框架，不仅来源于我们针对漕河泾街道自身特殊的问题语境，同时也来源于建筑团队在社区领域工作多年的思考。由此我们提出，对于当前的社区规划工作而言，要想营造一个具有整体性的社区，则一定程度上需要将其嵌套于一个整体性的空间行动规划之上。

这件事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梓耘斋团队在诸多社区项目中尤其明显的感受到，一旦缺少了规划，各类条线交错的社区事务往往会陷入一堆散乱，继而无法形成清晰的工作界面，导致资源低效、权责错位、以及决策复杂等等问题，以致最终难以形成权责清晰且有条有理的实施行动。

而社区规划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以一种整体性和长期性的工作路径，去协调、引导和控制社区中各类资源与行动主体，最终凝聚为面向有效实施的公共行动，而这也形成了我们参与漕河泾社区规划项目的基本出发点。

带着这样一种理解和思考，我们进入到了漕河泾街道的社区规划中。虽然说这并不意味着通过一个规划就能够促进一个良好的社区的产生，但最起码可以通过这一实践过程，去探究社区规划在一个现实环境中，可以而且能够产生的良好作用。

上海市徐汇区 漕河泾街道社区规划

三年行动计划及课题研究

项目组织：上海市徐汇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建设单位：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街道办事处

设计单位：上海梓耘斋建筑工作室（TM Studio）

社区规划师：童明

项目规划团队：童明 秦梦迪 姚瑶 林旭颖 王安澜 邱怡箐

项目建筑团队：童明 任广 谢超 郭鸿衢 谢华华 林梦佳

《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实施机制》研究团队：童明 黄潇颖 白雪燕 姚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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