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船屋：本土文化基因在近代西方影响下的新表现与乡土建筑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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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蒨，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助理研究员。

本文摘自《洋船屋：本土文化基因在近代西方影响下的新表现与乡土建筑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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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郑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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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船屋：本土文化基因在近代西方影响下的新表现与乡土建筑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J]. 建筑师，2025（03）：42-50.

安徽泾县黄田村“洋船屋”，始建于道光年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宅仿船”文化基因在晚清时代背景下的特殊表现。本文首先通过对该建筑本体的分析，阐述了其在艺术性和科学性方面的价值。继而，文章围绕“洋船屋”的传说，深入挖掘了其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内涵，解读了其在当地社会空间和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象征意义，以及这些传说所根植的社会背景。最终，文章从历史价值的角度评估了“洋船屋”在晚清时期洋货话语中作为权力符号传播的见证意义。本研究旨在增强对这一乡土建筑特性的理解，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洞察中国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复杂性，并推动对乡土建筑遗产价值的重新评估与认知深化。

目录概览

一、引子

二、洋船屋建筑本体的艺术与科学价值：作为乡土建筑的洋船屋

三、洋船屋传说的社会与文化价值：作为民间传说的洋船屋

四、洋船屋作为晚清洋货话语中权力符号传播之见证的历史价值

五、结语

一、引子

中国住宅建筑模仿舟船形态的做法至少可追溯至宋代，至明清时期日臻成熟。该现象反映了舟船文化符号与建筑空间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发生在特定社会背景和群体心理之中，是不同群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空间、文化和社会观念的体现。

据传说，在道光末年，一对朱氏父子在大山环抱的黄田村建造了一座模仿洋轮船的建筑，当地俗称“洋船屋”。尽管围绕其建造者身份的民间传说存在多个版本，但核心叙述结构却基本保持一致：朱一乔（或其子朱宗怀，或父子二人）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而建造了这座船屋—她因裹脚而难以远行，但仍然渴望目睹千里之外的洋轮船。这个故事在受徽州文化影响的当地被塑造为孝道的典范，并使得该建筑成为当地传统道德价值的象征。至今，洋船屋在黄田村的旅游宣传中仍以“孝道之舟”的形象出现。

洋船屋早在1985年即被列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又被列为省级保护单位。这标志着其独特价值和历史意义不断得到官方的认可和重视。在宣传推广该建筑遗产的过程中，与“洋轮船”相关的建筑叙事被重点提出，这代表着当今政府不仅接受了洋船屋的民间传说叙事，并进一步延续了其在话语层面的建构。通过与乡土建筑的独特融合，“洋轮船”的意象在历经百年之后，再次成为引人注目的新奇事物。同时，“孝”作为传统美德的核心，为洋船屋建筑叙事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支撑，使得“孝道之舟”成为黄田村宣传策略的焦点。此外，道光年间的特定历史背景赋予了它深厚的历史底蕴，而民间传说的真真假假又增添了一层神秘色彩。

自该建筑作为旅游景点开放以来，其西方航海元素与中国山村民居的独特组合迅速吸引了众多游客。洋船屋的独特外形、名称和故事在社交网络上的传播，不仅巩固了黄田村的文化影响力，也为当地政府赢得了积极的文化话语权——2004年，黄田村古建筑群统一被列为省重点保护单位；2006年，该村被批准为安徽省历史文化村，而黄田村古建筑群也被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其遗产价值的肯定。

诚然，“形象联想”在中国传统建筑设计中占有一席之地，模仿舟船意象而建造居所显然也属于“仿生象物”的范畴。然而，民间乡土建筑对舟船的“模仿”往往更大程度地体现在话语层面，而非仅仅关乎物质形态。因此，在解读具体建筑案例时，对其形象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对其形式的分析，也不能简化为抽象的文化概念。前者强调对风格和技术的分析，却忽视了空间的社会生产和利用；后者则只会产生一种“来回摇摆在始终‘就位’（always ‘in place’）、已知之物（already known）与必须焦虑重复的东西（something that must be anxiously repeated）之间”的刻板的知识与认同。

相反，若能够关注乡土社会中建筑本体与相关建筑话语间关系的建构，不仅有助于我们对文化遗产的深入理解，还能为我们提供通过建筑空间深入分析文化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机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当今建筑学知识体系趋向于专业化的同时，也在实现跨学科融合，尤其对“社会-空间”概念的吸收，已成为连接历史、社会、文化与物质建筑的纽带——它强调意义是文化构建的结果，而非固有属性，促使我们探究日常视为理所当然之“意义”的起源，以及符号在社会中的形成过程。在这一视野下，细致剖析建筑与其历史社会背景的关联，有助于我们解码特定时代的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

故本文旨在通过深入分析洋船屋的建筑本体及相关话语，探讨其在艺术与科学、文化与社会以及作为历史见证方面的深层价值，并进一步探究如何通过建筑空间深入理解文化发展和社会变化。

二、洋船屋建筑本体的艺术与科学价值：作为乡土建筑的洋船屋

1. 场地环境和建筑外观

洋船屋又称“笃诚堂”，其占地面积超过4200㎡

，建筑面积约为3700㎡

。为在平坦的谷地留足可供耕种的土地，这一建筑群紧邻黄子山西麓，位于山谷东侧。它坐落在来龙岗和马冲河之间南宽北窄的三角地带（图1）。

图1：洋船屋的位置与环境

建筑群利用四周约4m高的围墙，沿地形边缘（除南部留出空地作为晒场和菜园）布局。该布局与场地形状相契合，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并顺势巧妙地强化了对“船型”的模仿。

平面大体呈东西对称：北部围墙相交形成较不规则的尖角，内部建筑体量小且布局较灵活；而南部则面积较大，成为建筑群的主体部分（图2）。

图2：洋船屋总平面

从立面看，由于东侧小丘遮挡，仅西、南立面可见（图3）。西立面沿街，长约150m，北低南高，北部仅有一座小楼突出于围墙外；南部则多为两层建筑，排列有序。南立面中部向外突出，在中间偏西的位置形成几乎对称的微小转折，而入口可能是出于风水考虑，设在偏西侧，以避免正对建筑主轴。

图3：洋船屋西、南立面

这样的外轮廓设计，使得当人从远处的乡村道路或黄田岑上望去，洋船屋宛如一艘航行在河中的船只。尤其是春季稻田水满时，西侧梯田层叠，宛如波浪，建筑则如一艘奋力上游的巨轮（图4）。

图4：梯田与洋船屋

此外，建造者在建筑群北端尖角处修建了简易水坝（图5），将马冲河水一分为三。其中部分河水绕建筑东侧流过，用于排放污水，再转向西用于灌溉南侧菜田，最终汇入主河道（图2）。这种四周皆水的环境设计也对洋船屋传说的流传产生了积极影响。

图5：洋船屋北端与简易水坝

图6：洋船屋西立面与洋轮船元素的类比

图7：洋船屋外墙矩形窗

图8：洋船屋西侧次要入口的桥

2. 空间布局和庭院系统

和洋船屋外部轮廓与舟船的相似性不同，深入探究其内部空间布局时，可见其与舟船内部空间并无直接的类比关系。洋船屋的内部设计实际上是徽州地区建筑适应当地环境的典型例证（图9）。若建造者着意强调模仿轮船外形，那么其内部空间和功能又如何满足封建大家庭的需求？在独特的外观之下，该建筑群如何保持或增强自身的轴线和中心性？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揭示该地区乡土建筑中庭院系统因地制宜的适应性与科学性。

图9：洋船屋平面拆解分析

该建筑用地可被划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进一步细分为前院、主体建筑和后花园。主体建筑以正厅为核心，五个居住单元围绕其布局：其中三个沿轴线排布于正厅后，两个旋转90°分设正厅东、西侧。后花园独立围合，其入口设于西侧，避免与家眷居住区直接相连。居住单元和院墙之间不规则的空间被用于布置院子或服务功能，例如厨房、卫生设施、马厩和储藏室。狭窄的北部布局相对自由，以教育功能为主。其中的“梅村家塾”是该处唯一的2层建筑，两棵对称种植的大树着重强调了其入口轴线。家塾南侧是为老师提供的住宿单元，北侧则是家主的书房。

主体建筑物内部的空间通过三类天井有序组织。首先是正厅天井，由正厅、侧廊和前厅围成，辅以侧廊外的四个小天井，合称“梅花天井”，有效改善了采光和通风条件。其次，居住单元设有徽州建筑中不常见的狭长天井，并临狭长天井设置了开敞的门廊，提供了良好的通风和适宜的微气候。居住单元整体为两层，一层明间为设有屏门的礼仪空间，两侧则设1~4间不等。正厅两侧东西向住宅单元的布局则类似于福建和广东的“护厝”风格。最后，服务单元的天井常见于墙边，在满足功能需求的同时，有效利用了不规则的空间。这几类天井的设计既遵循当地习俗，又展现了对空间因地制宜的利用。

在该建筑群中，多个关键入口承担着重要的空间组织和象征性角色。首屈一指的是外墙的正门与大厅的入口。正门设计简约，而大厅入口则相对更加具有装饰性。外墙主要覆以白色灰泥，入口部分以石材构建，仅通过一面屏风门来标识其仪式性质。然而，主厅的南立面则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砖材，该砖由两种不同黏土经由“绞胎”工艺混合并烧制，形成了类似水墨画的图案效果。此类砖材为泾县特色，在他处颇为罕见。主厅入口台阶两侧亦饰以石雕。入口被内推形成灰空间，其上方的梁粗壮且呈曲线形态，具有一定装饰效果，体现了主人对建筑等级的夸耀。

紧随其后的是分隔南部主要建筑群与北部文教区域的大门，该门在空间上对女性家庭成员与外界人士进行了区分。通常情况下，此门应保持常闭。居住于南部的女性可以自由前往后花园，但绝不会与居住于花园旁一墙之隔的教师相遇。鉴于教师的住所仅有1层，故其亦无法越过墙壁窥视后花园及其中的女眷。

此外，还有三处花园入口较为特殊。据旧时图档所示，自西侧壁的第二入口进入后，右侧为上述的常闭之门，左侧则为一条窄廊。穿过该廊北端的花瓶形园门，便进入了通往家塾的前导空间——一个进深很小的庭院。继而通过院墙上的北门正式抵达家塾前院。整个流线扩展了进入家塾的空间序列。孩童在穿越狭长小巷的过程中逐渐“收心”，而花瓶形园门亦给予其一种明确的“步入学校”的心理暗示。另两处具有特殊造型的花园门，一为书房东侧的半月形门，一为西侧的柳叶形门。此二门造型相对更狭窄，旨在覆盖门外的有限空间，产生一种“小中见大”的审美趣味。其富有诗意的名称与形象亦增强了花园内的艺术氛围。遗憾的是，整个北部区域，包括这些花园门，如今已几近荒废。

总的来说，通过上述设计策略，洋船屋成功地将封建大家庭的日常生活需求与独特的建筑形态相结合，是泾县当地人民在传统建造方式下因地制宜的巧妙设计，其独特的外观与“洋轮船”建立了相似性，成为当地传说的基石。

三、洋船屋传说的社会与文化价值：作为民间传说的洋船屋

洋船屋不仅在物质形态上是徽州乡土建筑的卓越代表，其遗产价值更体现在非物质层面，即其承载的民俗传说。这些传说蕴含了历史记忆、情感认同和教育意义，构成了文化遗产社会价值的重要维度。

虽然村民的口头传说可能缺乏确凿的实证基础，但它们依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脉络的重要视角，有助于我们将乡土建筑置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背景下进行价值评估。因此，对于洋船屋这样的乡土建筑，应从其在当地社会空间和历史语境中的多重层面进行细致分析，而关键在于当地民间的传说话语和历史记忆。正如随着时间推移，“洋船屋”这一俗称已取代了其正式名称“笃诚堂”，建筑本身的设计意图是否为模仿洋轮船变得次要，更重要的是它在口口相传的建筑话语中被塑造的形象——“洋船之屋”。

本节将首先基于地方志和族谱资料，对洋船屋的传说进行批判性分析，从建造者身份、使用对象和建造目的三个关键维度入手，并进一步探讨该建筑叙事在徽州-宁国府地区被接纳和传播的社会文化基础。此项研究也将为后续深入探讨洋船屋的历史价值奠定基础。

1. 洋船屋在当地的口头传说

1）朱氏父子：谁人建造？

关于洋船屋的每个故事都围绕着其建造者展开——宁国府泾县黄田村的一对朱氏父子。朱氏是泾县豪族，“户口数万，人文蔚起……世业盐，财富甲于一邑”。故事中的朱一乔（1767—1793）是洋船屋朱氏第30世祖。

根据朱氏族谱，朱一乔其父为朱平倞（1739—1819），其母为胡问莲（1736—1815），其长兄为朱一定（1763—?），二兄为朱一宽（1765—1784），另有弟朱一宴早殇。他娶妻胡嵌贞（1765—?），有独子朱宗怀（1786—?）。

由于朱一乔去世时，朱宗怀年仅七岁，而此时蒸汽轮船尚未诞生，因此洋船屋的建造者实际是朱宗怀（或和其儿子一同）。

2）黄田女人：为谁建造？

故事中，洋船屋是为朱一乔或朱宗怀的母亲所建。由于朱一乔的母亲去世时（1815年），蒸汽轮船尚未进入中国海域，中国人难以见到洋轮船，因此其更可能是为朱宗怀的母亲胡嵌贞而建。

朱氏家谱中对胡嵌贞的记录很短：“胡氏，嵌贞，溪头都迪公女，生乾隆乙酉正月二十四日卯时。二十九岁寡，现守志三十二年。符例，待旌。”根据胡氏家谱，其父胡永迪是国学生，还生有一子胡顺龄，但之后即止。这表明胡嵌贞婚后没有强大的娘家背景可以依赖。朱一乔去世后，胡嵌贞没有再婚，当守寡32年之时，她得到了家族和社会的认可，即将获得“节妇”之称。

在挖掘相关文献时，与朱氏家谱同年编纂的《泾县续志》中“列女·节妇·现存待旌”的一条记载提供了更多信息：“胡氏，朱一士妻，年二十九寡，家贫，纺绩度日，孝舅姑，和妯娌，抚孤成立，现年六十一。”根据考证，此处“朱一士”正是“朱一乔”别名，由此我们得以一窥胡嵌贞亡夫之后的生活。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细致梳理，传说中扁平的“母亲”形象得以具体化为胡嵌贞，一个真实生活于当地社群的颇具典型性的黄田村女性，极富代表性地描摹出当地女性群体的社会形象。只有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洋船屋建造背后的寓意才能够立体而丰满地呈现出来。

3）船的寓意：为何建造？

黄田村大多重要建筑在家谱中都有详尽记录，洋船屋却不见记载，连确切的建造日期也难以考证。因此，关于洋船屋的民间传说多由一些合理但未经证实的细节拼凑而成，它们通常强调了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儿子（朱宗怀）出于孝道而建造了这座模仿洋轮船的奇观，实现了母亲（胡嵌贞）的愿望。

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从胡嵌贞的角度出发，探究洋船屋究竟满足了她怎样的愿望。此处将简要提出现存民间传说提供的两个不同版本，后文将对其作出进一步阐释。

在多数故事中，胡嵌贞的愿望源自她对洋轮船这一新事物的好奇。但由于年老体弱，加之裹脚行动不便，她无法离开山村去目睹真正的洋轮船，而洋轮船也不可能驶进山村。因此，朱宗怀决定建造一座仿洋轮船的建筑，让她能够获得比照片更直观的体验。

但王一婷所记录的传说则为该愿望赋予更深层的情感色彩。其中提到（此处保留原文中的说法），某日，朱宗怀收到母亲顺氏的信，描述了一个关于海潮冲击全家的噩梦，好在一艘大洋船的出现使全家得救，但醒来后的孤独感让她倍感凄凉。朱宗怀受此感动，与父亲决定在家乡建造洋船屋，以此象征性地陪伴母亲。

尽管存在各种细节错误，这一版本却更贴近黄田村女性的内心世界：以住宅模仿舟船这种水上生活的关键工具，一方面代表着与远方舟旅途中亲人的联系，承载着思念和渴望陪伴的情感；另一方面，它也寓意着对亲人一帆风顺、无虞倾覆之患的吉祥祝福。

这些作为当地民间传说的“洋船屋”故事，其意义不在于确认该建筑本体建造的真实事件，而在于其中的话语体系，及其所蕴含的社群文化、社会背景和历史细节。

正如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指出，“历史学以过去时叙述既定权力的策略，而这些‘寓言’故事则为听众提供了一套未来可用的策略库”。在这些模仿舟船意象而建造居所的本土传说话语中，探究建筑物质层面上与船的相似并不具有首要意义；相反，它既是这种对话的前提也是结果，允许其反复重述。

2. 传说话语接受的基础：洋船屋与徽州传统文化

模仿舟船的建筑设计概念最初是由文人精英作为“出世与入世”的象征而传承，并逐渐以舟船相关的其他文化意涵而丰富了其象征层次，随后扩散至更广泛的群体。但是，与文化精英在设计之初的有意投射不同，“船”的象征意义在民间往往是一种建造过程的副产物，并在随后的社会话语构建、接受与传播中逐渐成形。

徽州传统文化中对孝道与风水的重视，构成了洋船屋话语被当地接受的基础。

中国传统古村落，如黄田村，是宗族社会结构的物质体现之一，其中父系宗族关系是构建社会秩序的纽带，孝道则是维系这一秩序的核心。黄田村作为与朱熹同源的朱氏家族的聚居地，特别强调孝道，视其为“家传”儒学文化的精髓和宗族凝聚力的象征。

实际上，清初徽州地区已经发展出非常成熟的以孝道为核心的建筑话语。例如，黄山市唐模村的檀干园，据当地传说是商人许以诚为实现母亲的愿望而建造的。整个清朝时期，这种以弘扬孝道为基础的建筑话语模式在当地社会得到广泛传播。洋船屋的传说显然也可看作是对该话语模式的复制，从而被纳入更大群体的民间传说叙事研究之中。

除了孝道之外，船/水的吉祥含义也强化了建筑与船的联系。

一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水被视为财富和繁荣的象征，这一观念在民间信仰和建筑风水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住宅周围引入水流被认为可以吸引和聚集财富。中国南方地区的村落常在水流出入口设置“关钥”，以便留住福气。在单体住宅中，水流向建筑象征着财富和祝福的汇聚，例如徽派建筑中的“四水归堂”天井，寓意家庭将获得财运与吉祥。

然而，对于坐北朝南的洋船屋，水流的方向却是由北向南，这在传统风水中可能被视为不吉。通过将建筑群类比为一艘沿马冲河逆流而上的洋船，则能以象征性的“船首”迎接水流。其又于北端筑坝，将河水一分为三，两支环绕建筑群，一支则被引入北面书房的花园水池。这种设计策略创造出一种积极的风水布局，有效弥补了入口与水流方向相反的不利因素。

另一方面，建造模仿船型的建筑物也象征着安全与稳定—因为它们永不沉没。前文王一婷记录的故事揭示了这种寓意的双重内涵：胡嵌贞梦见全家被“洋船”救起，赋予“洋船”符号保护性的力量；而洋船屋的建造则通过在陆地建筑中借用该符号，从而放大并行使了这一力量，寓意着对海上游子安全的庇护。

从文人雅称的“不系舟”到乾隆帝的石舫，再到民间的洋船屋，皆以不沉之船寓意安全与稳定。这表明，陆地上的船形建筑在中国文化中不仅蕴含着普遍的吉祥象征，而且是一种超越社会阶层、深植于民族集体记忆中的本土文化基因。

四、洋船屋作为晚清洋货话语中权力符号传播之见证的历史价值

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物质载体，始终折射出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洋船屋不仅是晚清时代的产物，更是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变动中，外来文化的接纳与本土文化认同的觉醒并存。在近代社会的背景下，本土与西方文化交会形成的张力对洋船屋这一建筑形象的塑造和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探讨洋船屋的历史价值时，我们应当从多维度进行考量，特别关注其在特定历史时期承载着洋货话语和“洋轮船”权力象征的深层文化意义。

1. “洋船”与权力的象征

洋轮船既是流入中国的“洋货”之一，又是打开中国对外贸易市场的战争工具，参与并加速了西方叩开中国大门的历史进程。

另一方面，洋轮船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塑造了它作为权力象征的形象。

1841年1月7日，东印度公司的轮船HEICS Nemesis在穿鼻海战中击毁了一艘清朝海军帆船。该事件在1842年11月被《伦敦新闻》以插图形式报道，并在次年作为纪念油画的主题，随后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标志性历史形象（图10）。对于西方征服者而言，轮船体现了军事力量，代表了技术和文明的进步，也象征着对于东方世界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叩问。

图10：西方描绘Nemesis击沉中国帆船的鸦片战争纪念性图像作品

这一点在Louis Dalrymple于1898年创作的卡通画

Commerce vs. Conquest

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图11）。图上，中、英、美、德、法、俄六国被拟人化。一位瑟缩着身躯的年老官员代表清朝中国，而德、法、俄则由持武器的军装男性象征。同时，英美两国则是水手形象，手持轮船模型，一边向中国官员走来，一边悄声说：“别吓唬他，约翰，别像其他人那样做。告诉他，我们只想让他对所有人开放港口和市场！”

图11：Louis Dalrymple的卡通画

Commerce vs. Conquest

这幅画作巧妙地将轮船与武器进行对比，英美手中的轮船象征“贸易”，而远处三国手中的武器则象征“征服”。然而，晚清政府开放港口和市场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西方列强武力压迫的结果，因此轮船在这里同时代表了“贸易”与“征服”。

轮船不仅是西方社会公认的力量象征，在近代中国也同样被赋予类似的权威意涵。晚清维新派文人林旭在《马房沟》中，用诸多暴力词汇强调轮船的破坏性力量。王韬的《淞隐漫录》中，则在风水等玄学力量的指导下，“建造”了一艘优于西方轮船的中国船，体现了民间对西方侵略的自发的反抗。

民间视觉艺术中亦如此，一些作品描绘了依托防御工事对抗轮船的场景（图12），一些则单独描绘轮船的强大形象（图13），但最终都通过题字中对胜利的书写来反抗其所代表的权力，表达出民间对西方侵略的不满和对自身文化力量的坚持。

图12：中国版刻年画《各国水军大会天津唐沽口》

图13：大英图书馆藏描绘洋轮船的手卷

2. 见证历史的“洋船屋”话语之再解读

作为中西矛盾与冲突中权力投射的象征，洋轮船在晚清时代背景中具有特殊意义。尽管黄田村的故事对洋船屋的“洋”属性进行了淡化处理，但仍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洋船屋可以被看作道光年间“洋货”话语在建筑层面开垦出的新空间。朱宗怀建造这座模仿洋船的建筑，既是其个人对外贸易经历的体现，也象征着他在物质和见识上超越当地村民的身份。洋船屋的故事通过朱宗怀母亲的角色，传达了乡民对洋轮船的羡慕与好奇；同时，通过孝道的叙述，将这种优越性转化为一种受传统道德认可的表达。这一叙事展现了西方化带来的影响力是如何在本土文化中被吸纳和转化，以服务于建造者家族的利益。

其次，以象征西方技术（乃至文化与制度）的洋轮船形象来设计并宣传自己的家宅可能表达了朱家对学习西方知识的态度。资料显示洋船屋建造者堂兄朱宗潘之四子朱子典与曾国藩（1811—1872）有过交流，表明朱家可能参与了这一社交圈。曾国藩是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的关键推动者，而朱子典与他的密切交往正值该运动初期。尽管洋船屋的建设可能早于洋务运动十余年，但洋船屋模仿“洋船”这一叙事却流传下来，而对这一故事的传播则可视为朱家继承人对洋务运动及其理念的支持与宣扬。

这类民间乡土建筑中对“洋轮船”形象符号的借用，在其他民国时期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比如闽侯竹岐“嵩艇”轮船厝。此外，麻城市宋埠镇的青山叶垸叶泽普宅民居壁画中便采用了“火轮”的形象。该壁画中同时绘有自鸣钟、火枪与火车，可见此处的“火轮”显然与近代中西贸易背景下的洋货话语及权力象征密不可分。

五、结语

洋船屋的建筑本体反映出因地制宜的设计理念以及徽州-宁国府地区民间建造系统的适应性。而其建筑话语则围绕建筑本体的造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并受到“洋轮船”象征意义的深刻影响。洋轮船作为西方文化、技术以及权力的象征，是“以斋仿船”这一本土文化基因在西方叩门的时代背景下的新表现，其与当地民间对孝道的推崇和对风水的信仰相结合，共同促进了关于洋船屋的民间故事的流行。

在泾县洋船屋的建造以及话语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建造传统中以船形寓意吉祥的文化习惯，以及当时社会对“洋轮船”作为力量象征的认知。如果设计者意图通过模仿大船来为家族带来庇护，自然可能会选择当时被视为强大力量的洋轮船。这种设计不仅赋予居住者以安全感，也激发了他们对家族未来的积极愿景和信心。

（

本文节选自《

洋船屋：本土文化基因在近代西方影响下的新表现与乡土建筑遗产价值的再认识

《建筑师》No.235丨2025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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