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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使用”的创新应对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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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7-23
设计亮点
探讨建筑空间使用与设计的新关系,提出了灵活性、切换式、多价式、体系式、临时式、未完成式和部分式等创新性的空间使用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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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地应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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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人:窦平平剑桥大学博士南京大学副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客座设计导师 LanD 工作室主持建筑师大桥云记忆”众筹展览空间设计齐云山树影屋 AR MANPLAN——建筑媒体的一次创举洗手间的革新人类学对建筑学的启示本次参与讨论的嘉宾为:(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冯路,李虎,林君翰,柳亦春,刘宇扬,臧峰,张斌,朱竞翔,庄慎作为建筑师,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建筑在建成后,短时间内或一段时间后,被使用者改变的境遇。从作品创作也就是美学的层面,这是一个不愿意被触及的话题。但是从空间使用也就是社会层面,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现象。建筑师能否更加主动地和创造性地应对这种现象?设计理所当然是考虑功能的。但是功能涵盖的主要是需求,将需求当作生成的前提,与“使用”还不能完全等同。那么与“使用”密切相关的建筑特质有哪些呢?并没有多少。在《词语与建筑物》一书中,英国理论家阿德里安·福帝就曾指出,建筑语汇中最丰富的部分是用以描述对建筑的物理特质的感知的,试图去联系社会特质时,立刻暴露出语言的贫乏。社会内容进入建筑学的评价体系是很晚的,从 19 世纪才逐渐开始,也可以说是与现代主义建筑的萌发同步的。当时英国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在《建筑的七盏明灯》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建筑的社会性体现为建筑物上面的劳动所显示的价值,比如立面雕花细部的鲜活反映出工匠雕琢时的投入和愉悦。工艺美术运动的先驱威廉·莫里斯进一步强调,建筑物是劳动的物化,因此通过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制作者的活力和自由可以衡量出它的社会质量。1920 年代,受到大规模生产的新技术的影响和启发,对于德国新建造派来说,建筑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是通过建筑生产的重新组织来解决的。
“技术受意识和责任指导,通过集体的合作最终达成相互关联且依赖的深度凝结物。
在行动中实现,并为大众代言。
”——这是包豪斯的隐含原则。密斯 1924 年在《工业化建筑》一文中写道:“我相信建筑的工业化构成了我们时代的核心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完成工业化,那么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乃至美学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虽然重点在现代工业手段,但至此仍然顺应 19 世纪的认识,也就是认为建筑学的社会性植根于“生产关系”之中。
然而有关建筑学的社会内容不仅在生产关系之中,也应在使用过程之中找寻表达。
那么如何将建筑学宣称代表的“社会”从概念化到具体化?
“用户”是无名氏,是建筑实际的使用者,也是不参与制定设计任务书的人。
60-70 年代在欧美福利社会的推行下,才诞生了一系列对“使用”的重视和探索。
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通过对建成环境的研究,识别出哪些是生机勃勃、吸引人的建成空间特质,哪些是死气沉沉、无人问津的。
荷兰结构主义建筑师赫曼·赫兹伯格认为空间和语言一样,都无法被个体左右,而需要在公共交往中经由共同的使用达成共识。
说了使用,才能说使用中的变化。
我们暂且称积极应对使用中的变化的建筑为具有灵活性的建筑。
格罗皮乌斯在 1954 年的一段宣言是关于灵活性最早期的论述之一——建筑师不应视建筑为纪念碑,而是盛纳他们所服务的生活之流的容器,他的概念应灵活可变到足以为我们现代生活的多姿多彩创造出一个合适的背景。
纵观当下,愈发复杂多变的使用状况理应让灵活性成为建筑的一个积极属性,然而,这一并不新颖的概念似乎从未成为建筑学中主流的评判标准。
困难也可想而知,建筑师设计时设想的当然是人的使用,然而建筑师的介入恰恰在使用开始前就停止了,这使得建筑师只可能通过假想进行预判,不免导致这样或那样的一厢情愿。
我们也可以说,建筑空间并不是元创造,只是整个社会庞大的生产与消费系统中的一环,以选取和整合的状态呈现,因此它的整体性在物质上和时间上都是相对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的“使用”并不是从交付的一刻开始的,建造的过程本身也是各种各样的“使用”。
那么,如何将对“使用”的考虑纳入设计思路和评价体系?
我暂且能够想到但绝不限于以下这些类型——
盈余式
提供比需求量更多的且不精确定义的空间,包括布局和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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