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丨中国上海丨致正建筑工作室

编者按

废墟还是乐土：准自然的建筑因应

Ruin or Elysium: The Architectural Dilemma of Quasi-nature

[鲁安东]LUAndong

1 废墟

东滩湿地坐落于上海崇明岛东端，在这片巨大湿地的入口区域，尚可以看见在芦苇荡中零星点缀的几座轻型建筑。而随着汽车驶入湿地深处，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画面逐渐淡化，人不由被这片湿地的规模所震慑，意识到这是一片巨大和陌生的自然之地。在路线的末段，车沿着一条大堤之下的平行道路行驶。下车登上大堤，浑茫一片的无垠东海，带着咸湿的海风和轰鸣的浪涛，扑面而来(图 1)。回身再俯看这片湿地，不由意识到这是一片真正意义上的自然生态，是一种作为地球的自然，雄浑并且远离人类。从卫星地图的视角，接近这座宣教科研中心的路线更像是一个关于“自然”的剖面，从整齐的圩田到湿地地貌再到东海，两道大堤将农田与海洋隔离开来，保护着它们免受原始自然的威胁，而东滩湿地则是介于生产性的自然与原始自然之间的缓冲地带。如果将农田看作是第一人称的“我们的”自然，深藏着恋地情结(topophilia)，将海洋看作是第三人称的“他者”自然，伴随着抵抗与征服之欲，那么东滩湿地则更像是第二人称的作为“你”的自然，带有试探与质询，既要保持独立，又要避免冒犯(图 2)。

1 东滩湿地东侧大堤东望东海

2 在卫星地图上，自西向东明显看到从第一人称自然（田）、第二人称自然（湿地）到第三人称自然（海洋）的过渡与隔离。

3 曲折的混凝土栈道

卫星影像同样捕捉了这片场地的演化过程。一道道大堤仿佛年轮般呈现了人类向海要地的持久历史。东滩在近几年由滩涂向湿地的突变则体现了另一种征服，将原始自然驯化为理想的自然（而非之前的生产性的自然），而宣教科研中心则是这一进行中的驯化过程的一部分。对整体工程而言，大堤才是这片地景真正的物质象征，带有超级工程特有的尺度感和力量感。与大堤相比，宣教科研中心建筑群无疑是渺小的，它要对抗或对话的并非周边紧邻的水面和芦苇。它需要与大堤竞争，以成为整片湿地的另一个对等的表征之物。

在致正建筑工作室的方案中，一道宽阔、厚重的混凝土栈道将访客从大堤接入建筑所在的水域，随后栈道开始变得曲折、分叉、围合，形成一片位于湿地地表与建筑物之间的水平底盘，它更像是一个隔离层，而非建筑与水之间的触媒。它使得建筑物更像是暂时停泊于此的外来异物，而非从场地中生长出来的景观建筑。混凝土栈道与混凝土大堤之间构成了一种延续关系，不只是在材质上，也在于它们都包含着一种对自然的隔离和一种行走的经验。栈道更像是大堤向湿地伸出的触手，使访客自然地从巨大的堤道走近建筑，同时保持着与自然的审慎距离（图 3）。反过来，栈道提示着访客下方的湿地依然是种未被完全第一人称化的自然，显现了它陌生的、令人畏惧的野性。

4 王蒙，《具区林屋图》

与栈道构成的冷峻地貌相对的，是可行、可望、可游、高低起伏的屋顶。本项目的主持建筑师张斌在解释这一异乎寻常的形态时说到，他的启发来源于元代画家王蒙创作的《具区林屋图》（图 4）。这一图像隐喻无疑是令人惊讶的。

在《具区林屋图》中层叠、繁密的山石充满了整幅画面，在拥塞的山石缝隙间几乎是嵌入式地安置了几间草舍，其整体感观与东滩开阔无垠的平远视野截然不同。但倘若从“自然”的视角来理解，则可以看到某种深层的相似性。《具区林屋图》呈现的是一种带有原始性质的真实自然，“林屋”是人对山的开发和栖居，山并非是被完全驯服了的审美对象，它也包含着野性自然带有的潜在危险，山中的“栖居”并非完全是闲适安逸的，既体现了对超人类的自然的向往，也体现了对它的深深敬畏。

而东滩湿地的这组建筑群同样隐含着对其脚下的自然湿地的某种敬畏，它并非是可以完全以审美的方式来看待的对象，例如园林或者城市景观。发生在这种准自然的场地的建筑，正如王蒙在《具区林屋图》中嵌入山体的林屋，仿佛漂浮于山石肌理之上，依然保持着外来者的开垦与抵抗。致正建筑工作室同样选择了在东滩湿地上安置“屋”群。在东滩湿地里，与在《具区林屋图》中类似，传统的“屋”的熟悉形式，既是功能性的，也是精神性的，它帮助湿地的访客和图画的观者在面对雄浑而陌生的自然时获得短暂的安全感。

5 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剖透视

6 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的群落意象

7 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屋顶的屋顶景观

8 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屋顶远眺

致正建筑工作室方案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屋”群组合成了另一个空中地层。“屋”群并未简单地重复一个“V”字形的结构单元，而是刻意在剖面和平面上制造了一种“群”的多元性 ( 图 5)。一条曲折的步道在屋顶构成的起伏地貌间穿行，曲折多变的游览路径、草顶的做法、一个个山谷形态的屋顶空间提供了近人的尺度，这些都强化了在场的栖居感，让人暂时远离了海滨湿地的威胁与压迫 ( 图 6、7)。同时，由屋顶的“V”字形轮廓线所框定的远眺，又将下方的陌生湿地转化为一种诗化的风景，赋予它传统审美的意蕴，让原始的自然变得熟悉、可读、令人喜爱 ( 图 8)。然而无论如何，屋顶地层提供的暂时的理想栖居是置于栈道地层所刻画的野性自然之上的，正如在《具区林屋图》中如洞穴中的家宅般的林屋，令人不安地放置在积聚充盈的山石洪流之中。屋顶地层上发生的游园体验是悬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超现实的( 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增强现实的”)，它呈现了东滩湿地的一种理想自然的可能性 ；而栈道地层则呈现了另一种作为现实主义的自然，尚未也无需成为一种文化景观。在这座建筑中，剖面并非源于对内部空间关系的组织，而是承载了与自然的两种对话。建筑的构成是层叠的 (layered) 而非立体体量的 (volumetric)，上层呈现了更加人文化的自然，而下层则呈现了更加带有原始特征的自然，访客通过对建筑的体验而获得对湿地自然的不同认知。在某种意义上，宣教科研中心建筑群是对这片准自然地带的空间图解，也通过对自然的多样化注解创造了自身空间的戏剧性。

9 汉斯·霍莱因，景观中的航空母舰城市，1964

10 汉斯·霍莱因，火花塞，1963

1 1 从湿地远眺宣教科研中心

在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的设计中，人造与自然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和视觉上的张力。建筑的物质形象无法用建造方式来识别，它更像是临时驶入或者悬停于这片湿地上的工业造物，由部件组装而成，而非在地建造的成果。在后现代建筑师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1963-1968 年期间的系列作品《变形》(Transformations)中，运用了照片拼贴将机器产品（例如火花塞或航空母舰）植入自然景观，用一个纯粹的、绝对化的物件将地景转化为一个荒诞的建筑宣言，用这样的形式来质疑当代景观中建造的意义（图 9、10）。在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同样并非作为建筑，如同霍莱因想象的停泊于田野间的航空母舰，它凸显了自然与人造间的对抗关系，并将整个场地定义为一种后人类时代的废墟景观（图 11）。

1 2 西北向鸟瞰©️陈颢

13 莫高窟榆林窟第 25 窟主室南壁《观无量寿经变》

2 乐土的营造

1 4 研究栋立于混凝土台基上

在宣教科研中心的两个地层之间，是 5 座不同功能的建筑物，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用于在地开展湿地学术研究活动的营地。事实上，这个建筑群的主要用途是居，而非游。如何在这样一片空旷的海滨湿地上建立起一处适宜短期居住的领域，安顿营员学者们的食宿和研学生活，塑造场所的领域感和亲切感，无疑是有待解决的设计难题。致正建筑工作室的方案采用了松散的聚落形态来配置建筑。东侧是体量最大的会议展览栋，西侧的 4 座体量较小的建筑构成一个生活组团，包括食堂栋、研究栋和两座宿舍栋(图 12)。栈道是这片营地最重要的建筑元素。它既是将松散的建筑群绑定成整体的边界，又是串联起它们的无顶廊道。它一方面在无垠的湿地水面上框出一个内聚性的水院，同时又定义了水面上的一组承托建筑的台基。尽管没有外部的界墙，水上的台基同样构成了一种神圣的领域，正如在敦煌壁画中大量《净土变》和《观无量寿经变》中所描绘的图景 ( 图 13)。栈道与台基在做法上没有差别，出于防潮防盐的现实考虑，都采用了现浇混凝土材料。它们是对野性自然的对抗，也与周边无定形的湿地形成了强烈对比，呈现出超越场地环境的理想性 ( 图 14)。

15 斯特林与威尔福德，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竞赛方案，轴测(上)、平面(中)、剖面(下)

16 谢泼德，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中标方案，平面，1958

与宣教科研中心不无相似是一些大学的书院(College)建筑。书院旨在塑造带有显著场所感的学习生活社区，同样面临着在整体层面创造领域感和为成员提供亲切的个人角落的设计难题。在英国建筑师詹姆斯·斯特林(James Stirling)与迈克尔·威尔福德(Michael Wilford)1958 年为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创作的设计方案中(未中标)，学院整体对外呈现为保护性的“方城”(尤其是考虑到外圈建筑的屋顶都是上人的活动平台)，成员通过各个侧边(“城墙”)开的小门洞进入学院。在内侧则呈现为由回廊围合的“方院”，合院内的建筑采用架空底层的做法，让场地景观连通起来，成员可以自由穿行通达，主体建筑(大餐厅)通过一个坡道直接与庭院地景相连接。院外与院内、封闭与开放的对比，隔绝了城镇的喧嚣，强化了书院的乐土氛围。值得注意的是对院内建筑物底层空间的塑造，上部实体化的体量在底层转化为小尺度的开放空间(图 15)。而最终中标实施的谢泼德(Sheppard)方案则将廊道穿行于成组细微错动的小院落群之间，并且通过廊道与院落的交接在底层创造出带有更多非正式特征的小公共空间(图 16)。

与斯特林-威尔福德和谢泼德的学院设计方案不同，在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台基(而非合院群体组合)定义了整体建筑群的乐土般的领域感，而个体的亲切感则同样通过对底层小尺度开放空间的塑造来建立。在会议展览栋和食堂栋的平面图上可以明显看到，屋顶的平面错动与下方台基的几何轮廓之间精心地形成了一种错位和松散的关系，檐下空间时深时浅，有时覆盖至水面上，有时又后退将台基露出(图 17、18)。而在研究栋，“V”字形屋顶进一步压低，接近台基面，创造出身体尺度的小空间(图 19)。通过屋顶的覆盖与台基的承托之间的微妙对话来塑造更加细腻的局部空间，是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常用手法，在这里体积消隐为空间的背景墙面，而屋檐与台基之间的阴翳场域则支持了一种灵动活泼的个体体验。“Y”字形结构体因而成为连接地景化的屋顶、错动的檐下阴翳空间以及底层萦回曲折的栈道台基这 3 个水平向度要素的关键。它对建筑空间的作用并非来自结构本身的围合与限定，而是在这 3 个水平向度要素之间建立起对话关系，无论是自下而上穿过屋面抵达屋顶上充满画意的山谷花园时的惊喜，还是在屋檐与台基之间游历时的亲切感受。十字形的混凝土巨柱和倾斜的混凝土屋面在视觉上是强烈的，而在实际现场感受中又是淡化的。尽管巨大，它们却并非建筑特意表现的对象，而更像是一出湿地戏剧演出的大型舞台。

3 小结：准自然的建筑因应

位于崇明岛面向东海一端的东滩湿地，无疑是一种介于人类生活领域和原始自然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无法被简单地视作常规的建筑场地，那些场地早在建筑发生之前就已经完成了驯化。它也不应成为美学观照的对象，而应保有着原始自然那令人敬畏的生命力。这种力量贯穿在从不停歇的海风与涛声中，贯穿在紧贴皮肤与沁入心肺的咸湿感受中，它弥漫在整个场地上，无法被视觉表征。对这种自然环境来说，建筑不只是一种使用，它同时也是对大自然的可能性的一种试探、质询和定义。面对这种第二人称的自然，我们如何进行设计，这对于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尤其重要。我们需要认识到，在我们所熟悉的设计手法和形式语言背后，潜藏着对自然的不同观念。我们所热衷的园林体验、空间美学、城市景观，大多适用于第一人称的自然，即作为人居环境组成部分的自然。而面对东滩湿地这样的准自然，我们无法简单地将原有的自然美学投射于其上，而是如同《具区林屋图》那样，保持着距离适度的敬畏心和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力。致正建筑工作室的东滩湿地宣教科研中心设计从大堤开始，逐渐在荒凉的湿地中建立起营地般朴素的人类生活秩序。它既是对湿地中生命与环境共生的空间注解，也构成了对当下流行的“湿地景观建筑”的批判，尽管其部分做法和语言或许依然偏向人类这一端，但无论如何，这个建筑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尝试性探索，呈现了一种新的准自然的建筑学可能，即人类的实践只是整体自然运行的能动者之一，凝视自然，如同对面(图 20)。

17 会议展览栋屋顶与台基平面错动(红线为屋顶轮廓投影线)

18 食堂栋屋顶与台基平面错动(红线为屋顶轮廓投影线)

19 研究栋东端檐下空间©️陈颢

20 从混凝土檐下俯看混凝土栈道©️陈颢

图片来源

图 3, 5, 8, 12, 14, 17~20: 致正建筑工作室提供

图 15: 加拿大建筑中心档案，编号 AP140.S2.SS1.D19

手绘概念草图

下面两个拓展链接作为湿地治理背景的补充，能够更详实地展现在崇明东滩湿地项目中我们所要面临的后工业议题——对于自然的修复，即如何用自然进程的自我修复或人工干预的生态方式重新为被损害的自然带来生机。

通过拓展对自然的认识，重新思考自然的含义，才能在实践中避免简单化、符号化地理解自然，去探讨生态与自然的多样性。

从“护堤能手”到“入侵物种”：互花米草治理启示

崇明东滩互花米草治理：生态优化工程